近年来投资不断促进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GDP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之为投资驱动型增长。当前这种非均衡状态及其变革的澎湃动力都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产生着影响。从整体投入结构上来看,高投资导致了资本投资效率的下降,国有企业更是面临着严重的投资回报率低下、机会成本过大等问题。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特殊性一方面受到传统代理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不同于产权清晰的私人部门,国有企业除遵循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代理规则外,还存在着不同特质的代理风险,这也是国有企业组织边际成本过高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所在。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也使得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地过度干涉,其干预力量和程度也与西方经济体有着本质区别。随着国企改革面临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未来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趋于“精细化分类改革”。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因素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以国资委旗下的中央企业投资为研究的切入点,在对中央企业进行分类划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央企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以及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结合EVA实施对不同类型央企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了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和总结当前关于国有企业分类划分和分类监管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将国资委旗下的112家中央企业分为政策型、功能型和竞争型三大类。在此基础上从研究中央企业的微观投资效率入手,使用260家央企上市公司2003年至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央企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度量。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央企上市公司投资考虑规模效益较多,而对盈利考虑较少,投资存在非效率,并且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同时并存。但是从发生的频率和程度上来看,过度投资要多于投资不足,因此央企非效率投资总体表现为过度投资。基于对央企的分类划分,文章进一步对不同类型央企的非效率投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因为政策型央企旗下没有上市公司,所以文中主要对功能型和竞争型这两类央企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在投资不足行为上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过度投资行为上两者差异显著。结合上述实证研究发现央企非效率投资整体表现为过度投资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过度投资动因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总结得出财政分权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政府干预和管理层自利是诱发我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缘由。本文进一步基于不同类型央企在过度投资行为上的差异,以央企上市公司中发生过度投资的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对不同类型央企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差异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功能型央企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更多源于政府干预,而竞争型央企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更多源于管理层自利。这一发现也说明在对央企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研究时,不仅需要我们从源头上对央企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探询,还需要结合不同类型央企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使得研究更有针对性。结合上述研究发现,文章继续探讨了经济增加值(eva)绩效考核在央企的全面实施对央企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由于功能型央企的过度投资更多源于政府干预,而竞争型央企的过度投资更多源于管理层自利,那么相关制度的实施对不同类型央企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是否也存在差异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eva的实施对中央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效果,但这种抑制作用在竞争型央企中更加明显。本章的发现也再次表明,需要基于不同类型央企的具体情况对其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对比研究,使我们对央企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优化央企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不仅要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入手,还需要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明确其职能定位,在准确界定不同类型央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和监督。政府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差异化管理时,还应该通过必要的收缩,实现国有资产更有效地集中在国家有特殊需求的领域,发挥国有资产的专有优势和独特作用,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要求。同时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使之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载体、新动力的要求,在竞争型央企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企业新的动力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这些都将有利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相比较于其他同类文献,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结合当前国企改革的大背景,研究作为国企重头戏的中央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更具有针对性。而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上,对国资委直接管辖的中央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较少。第二,区别于以往研究将国有企业视为同质的研究客体,本文针对目前国企改革中对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监管的要求,从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和所处市场的竞争程度这两个维度出发,将国资委旗下的中央企业分为政策型、功能型和竞争型三大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第三,本文基于对中央企业的分类划分以及中央企业投资整体表现为过度投资的现象,研究了政府干预与管理层自利这两种央企过度投资的主要动因,对不同类型央企过度投影响上的差异。并通过检验eva实施对不同类型央企过度投资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目前仅有少量文献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因进行探究,而且相关研究也没有能够较好地分离出传统理论所认为的代理假说和结合我国制度环境的政府干预假说这两种不同的动因,本文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地探讨,并提供了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证据,丰富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研究。文章紧扣当前国资委提出的对国企分类划分和分类监管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实用价值。随着对国企分类划分和分类监管的进一步深入,未来研究将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本文对国资委旗下央企分类划分及对不同类型央企投资效率的探索性研究,是一次完善理论与应对现实诉求的大胆尝试,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有效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促进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提供更有效的决策依据,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