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于童工问题的研究大多批评资本家对于童工的剥削,认为资本家为了高额的利润采用童工劳动。这样的论断值得商榷。从道德角度批评童工问题可以推动人们关注和解决童工问题,却很难深化认识。研究童工问题需要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将民国时期童工问题置于劳动力市场发展背景下,新的角度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民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城市工业部门属于首要劳动力市场,农业则属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是由于制度变革产生的制度性的分割,包括了原来就业模式的延续和市场化就业模式的兴起。学徒制盛行和雇佣童工是农业社会就业模式延续的表现之一。童工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儿童参加家庭劳动,作为劳动力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女工构成,男工次之,童工也有不能忽视的地位。父母在高收入行业工作对于子女进入这个行业有着积极影响。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经济状况都不足以消除童工。家庭雇佣或者将童工送往工厂是为了从童工的就业中获得工资,从而使当前收入最大化。贫困是童工大量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其次,成人受教育程度会影响童工数量。家庭环境对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产生影响。再次,教育支出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影响童工数量。工业化机器生产将童工们集中了起来,相比于农业社会分散的存在更引人关注。社会媒体的兴起广泛传播了童工艰苦的生活,加深了社会大众的认识。人们同情工人,对他们受到的剥削感到不满。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社会共同体的意识,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人们纷纷表达自己对童工问题的态度,大部分人都要求解决童工问题,让儿童健康成长。童工劳动本质上与工业化进程是相违背的。工业化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让儿童成为童工就难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程度。人力资本因素在民国时期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增加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经过少部分雇主、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努力,国际团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在中国推动童工保护。一部分外国人在近代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推动限制童工,对中国童工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上海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保护童工提案,在中国保护童工进程中不能忽视。政府在这过程中既面对要求限制童工的压力,也面对着来自轻工业资本家的压力。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国际团体、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都在推动保护童工权益,其间也受到资本家的阻碍。对资本家的妥协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迟迟无法彻底取缔童工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也是童工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是工业化的表现之一。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够加速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提高会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增加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这种提高的中介是人。而人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让人力资本最大化。因此,对人的健康投资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在对人的健康的投资中,儿童应受到额外关注。因为儿童拥有健康的身体关系着未来的发展。除了对身体进行投资,还要进行教育的投资。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有限,连完整的义务教育都无法推行。除此之外,有限的资金可以更有效地运用于其他经济部门。相对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用有限的资金开设更多工厂、对外贸易中进口更多机器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在有限的资金下,国民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不断增加的。民国时期持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转移,移民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人的发展受限,不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很少,人力资本投资会因为配置不合理、得不到及时使用而浪费。民国时期的中国虽然不是先进的工业社会,也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的投资是不断增加的,受到教育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受教育的人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减少童工。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童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能高估国民政府教育投资对于解决童工问题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教育,即使是义务教育也并非完整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受限于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经费所实施的缩水的义务教育。强迫教育和增加学校能够提高入学率,但是并不能减少童工。事实上,童工问题一直存在于国民政府时期。在多种因素综合下,工厂和工人家庭无力也不愿意对儿童进行更多的学校教育,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工厂产值低和工人收入低迫使他们进行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又造成了劳动力素质低下,最后难以提高产值和收入。童工问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