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总结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的融资体制背景,运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特有的股权结构特征根源于制度性因素,并进一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其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偏低,股权激励对管理层和资本结构的激励作用不大,且上市公司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负债比率负相关但不显著,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则企业负债比率越高。非流通股中的国家股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是积极的监督者,难以对管理者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因此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与企业负债比率负相关,即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低;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越低,则企业负债比率越高。而非流通股中的法人股却有激励和能力来监督和约束管理者,从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与企业负债比率正相关,即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高;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流通股比例越低,则企业负债比率越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以小股东为主的流通股持股者中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其弱化了股权所有者的监督功能、助长了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因此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与企业负债比率正相关,即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高;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越低,则企业负债比率越低。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由于流通股股东不能监督管理者,导致管理者有意愿降低债务比率,回避风险,因此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与企业负债比率负相关,即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比例越低,则企业负债比率越高。我国上市公司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往往与管理者共谋,侵占外部中小股东利益,因此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负债比率负相关,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低。而少数大股东的联盟治理结构能够使第一大股东的行动受到制衡,进而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减少代理成本,因此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其他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与负债比率负相关,即第一大股东和其他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越大,企业负债比率越低;第一大股东和其他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越小,则企业负债比率越高。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还受资产担保价值、企业规模、非负债税盾、企业绩效和成长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