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梳理罗兰·巴特的乌托邦思想之语言观和伦理观,分析其中国想象的主要内涵和生成逻辑。第一章探讨巴特乌托邦思想的主要来源。首先,我们梳理它所依托的文化语境——西方乌托邦传统,剖析它在时序上依次突显的三大特性:空间性、时间化和哲理化。继史实层面之后,我们转向理论层面即乌托邦概念的辨析,并采用于耶对乌托邦的两层定义,即狭义的文类和广义的方式。而莫尔和傅立叶作为互文性人物,前者的文本旅行建构功能和曲言的修辞法,后者的“哥伦布情结”和情欲引力说影响了日后巴特的写作。第二章分析巴特乌托邦思想之意识形态关系、语言观和伦理观。神话学批判意识形态,揭露自然之下的隐蔽暴力,而它的弊端在于过度解构法兰西特色这个群体性文化认同的伦理-神话内核;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语言乌托邦质疑摹仿论以切断文本与世界的联系,提出作者之死以切断文本与作者的联系,宣扬读写合一使读者参与文本语言生产。三脉归于一宗形成语言自足观,体现了语言乌托邦的形式主义;伦理维度上的身体观体现在阅读的身体快感、说话的音质和写作手的痕迹,三者构成意义生产的身体物质性。第三章聚焦巴特中国想象的主要内涵和生成逻辑。首先,中国想象主要包括政治话语分析、样板戏比较观照和赞同伦理的践行观:他对俗套、大众意见、话题的论述使之在当代意识形态话语分析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他以希腊悲剧和布莱希特戏剧为参照系来观照样板戏,指出在戏剧性层面样板戏表演形式和意义生产脱节,在功能层面它的政治诉求远大于艺术,从意识剧走向教化剧;最后,他在多重政治压力夹缝中选择践行了赞同的伦理。第三节为本文的重点,解析巴特中国想象的生产逻辑,分为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和个人因素三个维度。首先,西方文化传统有关东方的书写主要有两大脉络:东方学和乌托邦。巴特倾向弃东方学传统而取乌托邦传统,一方面,他提出诠释学的终结来批判东方学所蕴含的攫取意志即求知意志,转而揄扬一种面对异文化时非对象化、非攫取意志的伦理观;另一方面,他提出旅行叙事的终结来排斥东方学对真的孜孜以求,转而投向以虚构为特点的乌托邦写作。其次,在时代精神层面,法国毛主义所引发的来华朝圣热催生了大量的“东游记”,这些政治性文本反映了文学直接介入政治。巴特摒弃这种代言式普遍知识分子姿态,转而扮演福柯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角色。而巴特的专业领域就是文学,运用乌托邦话语的欲望教育功能来矫正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实现了巴迪乌所说的“重新创造政治”;其三,在个人因素层面,巴特中国书写最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写作分层即三个子文本。这个独特的生成现象契合了巴迪乌艺术理念的三个成分:历史性成分、主体成分和艺术成分。具体地,从《日记》的实录到最后《中国怎么样》的乌托邦艺术形象,巴特在中国想象的生成中实现了主体化。最后,巴特中国想象创造了乌托邦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变奏——重名异质的比托邦。在形式上,比托邦以断片结篇;在内容上,它将日常诗化,契合了德赛托提出的“城市践行”观,并一举开辟了随后英美学界的文化研究、日常研究和城市研究的三合一;在功能上,比托邦的重名特质使之容易混淆东方学的居处性个人幻想话语。对此,巴特将人类学引入文学话语,形成艾柯所言的“交互性人类学”,并且通过文本阅读协议向读者展示其文学性本质——真诚的谎言,从而解决了萨义德困境:如何以自由、非操纵的角度表述其他民族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