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兩個層面探討了杜牧在中國詩歌史和詩文化史上的意義,一是杜牧的創作在中晚唐之交的詩歌發展中產生的引領新風的作用,二是杜牧詩酒風流形象的生成過程及其在詩歌文化史上的意義。全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將杜牧放在九世紀上半葉的詩壇背景中,考察他的流派歸屬、其詩歌理念的淵源和針對的具體對象,以及他對詩風轉變所產生的影響。杜牧最重要的詩友主要是張祜、許渾、趙嘏、李群玉、李郢和李遠,他對元白、李賀、姚賈等詩人則採取了或批評或疏離的態度。杜牧和他的詩友是當時詩壇的一批新星,他們在人生經歷、思想性格、創作追求方面多有相似之處,互相之間多有交流,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杜牧為中心的新生代詩人群,共同引領著詩風的轉向。杜牧詩人群在七言律詩的主流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此之前,七律長期不為詩人所重視,一直處在邊緣化的地位,故而創作量少,整體水平不高。而到了晚唐初期,杜牧詩人群普遍擅長七律且重視七律的創作,七律成為諸人創作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代表性詩體之一,並開始大規模介入一些傳統上通常由那些更為重要的詩體承擔的嚴肅題材。這使得七律首次邁入主流詩體的行列。同時,杜牧詩人群在抵制中唐詩歌觀念與風格追求的一些極端傾向,促使詩歌回歸文人傳統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唐詩歌革新中的一些極端化傾向給文人詩賴以自立的一些本質特徵帶來了破壞性的衝撃,而杜牧詩人群的詩歌理念正是建立在維護文人詩典雅傳統、抵制此類反傳統的創作傾向之上的。他們通過對典雅清麗風格的追求,有效抵制了“元和體”俚俗傾向的過度發展,終結了怪奇詩風的延續,並適度吸收杜甫、韓愈以才學為詩的創作手法,增加了詩歌的文人化色彩。其文人化的創作特徵對晚唐以至宋代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下編探討杜牧詩酒風流形象的形成與演變過程、歷史文化內涵,以及它作為文化符號在後世文學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作用。杜牧留給後世的風流形象與其本來面貌和心理期待並不相符。杜牧對自己形象的塑造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首先,極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深具政治和軍事才幹而不受賞識的潛在政治家形象。其次,以一種高蹈脫俗的魏晉風度自許,特別喜歡彰顯自己的名士風度;第三,杜牧詩酒風流、縱情聲色的程度絲毫不超越當時士林的一般風氣,因此他並不以風流才子自居,並且爲了仕途和名譽,他一直在極力避免自己風流形象的傳播。杜牧風流名聲的早期生成過程主要得力於晚唐五代人對其風流軼事和風情作品的搜集與傳播,其中很多軼事和作品都是人為捏造的。晚唐五代人之所以特別關注杜牧風流的一面,一方面是由於杜牧的盛名及其倜儻不羈的作風,另一方面則是受尚淫靡的社會風氣的影響。這些真偽混雜的軼事和作品的廣泛流傳使得杜牧風流的一面被嚴重放大,坐實了其風流形象。之後宋人在杜牧風流形象塑造過程中產生了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將關注點簡化、集中到最精彩的少数軼事和作品上,使得這一形象更為鮮明突出;二是開始出現文人按照對自己的形象期待想像杜牧,並反過來以之自況的傾向。杜牧的風流形象在元明清時期被進一步塑造成幾個典型意象符號,被突出強調而重新成為杜牧形象的主體特徵。文人接受小杜風流的最典型方式,也從之前旁觀者的獵奇、調侃變成了更具親切感的體認與模擬,“風流小杜”成為一個典型的臆想中的文人偶像。這種變化根源於“風流小杜”式的文人的大量出現,已被塑造成型的杜牧風流形象在多個方面與這些文人產生了共鳴,他們或因懷才不遇而引杜牧為知己,或因迷戀市井繁華而奉杜牧為偶像,或因重情任性而推崇杜牧的風流多情,不一而足。杜牧形象也在這種不斷的追認當中變得正面化、偶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