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与微观机制研究

来源 :张璇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gg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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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中国全面消除极端贫困后,贫困研究不仅需要及时捕捉农村贫困格局的主要转变,预防返贫困、阻断贫困的持续性,还需进一步培育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实现其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在“两不愁、三保障”多维度的贫困标准下,现有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微观机制分析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尽管时间维度已经被引入基于A-F双界法的多维贫困测度,但对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贫困内部变动,以及贫困动态中转移状态与剥夺状态的变动信息仍然缺少充分而直观地评价。同时持续性贫困不仅只与贫困时长有关,还涉及代际内与代际间能力维度的“剥夺与阻断”以及家庭未来的脱贫概率。丰富现有贫困测度方法的不仅可以更全面地展示此轮脱贫攻坚过程的全貌,也为发现多维返贫困与持续性贫困的关键特征补充更多的测度信息。其次,在贫困形式由物质和权益缺失向心理剥夺延伸的现实背景下,贫困的微观机制需要从改善外部发展条件逐渐涵盖并反映贫困者内在的心理与行为偏好。现有研究虽然已经开始讨论影响贫困与心理或行为因素的短期影响,但这些心理与行为偏好通常是个人或家庭在长期发展中习得的结果,并且会受到邻里内信息与行为参照榜样的影响,仅仅依靠贫困心理损耗或贫困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解释贫困心理或脱贫消极行为仍显不足。检验个人发展与心理特质的长期关系,以及邻里群体行为交互影响的内在机制为理解个人行为偏好的形成、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基于Sen的可行性能力理论与A-F双界多维贫困测度法,以家庭能力剥夺与恢复为切入点,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分布特征进行方法与结果上的拓展和补充,并以认知窗口下人的互动行为机制作为分析框架,从“代际传递”、“邻里效应”2个心理认知窗口对贫困心理与行为的微观机制进行进一步检验。透过贫困的多角度测算和微观机制分析两部分内容,本文最终将试图回答过去10年中国农村消除多维贫困已取得的成效与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成果面临的潜在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以期为乡村振兴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为未来解决相对贫困、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在测度方法上,本文对主流使用的A-F双界法进行补充和拓展。首先从多维贫困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出发,在当前脱贫标准下,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地区进程与维度分布,并使用Alkire和Seth的双界缩放原理说明如何更加全面地测度出贫困的内部分布及其变动趋势,直观评估本次脱贫攻坚是否产生益贫性的脱贫结果。然后,本文将Markov状态转移矩阵引入A-F双界法,提出适用于追踪数据的两期间多维贫困动态分析新方法,为两期间三种贫困转移状态补充测度出剥夺指数与转移指数,发现产生多维返贫困的关键特征。并在短期内和多期间多维返贫困的对比分析中,总结出缓解并预防不同类型返贫困问题的重点能力缺失和重点瞄准地区。最后,本文转向农村多维贫困的持续性,提出能力“剥夺—阻断”分析框架,在受剥夺能力、贫困时长与脱贫概率统一体系下,分析各维度的“剥夺—阻断”进程,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代内与代际间的能力缺失如何形成持续性多维贫困。在微观机制分析中,本文首先观察到中国各收入层子女的心理特质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由此基于Besley的理论模型,本文进一步阐释家庭代际流动与心理特质的长期演化关系,从中提出3个研究假设。通过对其中心理特质异质性作用的实证检验,本文将探寻心理特质的传递性会成为收入阶层固化的内在原因,还是会成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缩小收入差距的初始动力。其次,本文转向贫困的群体行为,借鉴Chivers和Allen的相关理论,“中性化”地解释贫困群体被动脱贫、贫困边缘群体消极争贫所受到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心理约束,并说明社区内行为的外部性会如何改变家庭的行为倾向。同时在“邻里效应”框架下,逐步检验中国农村贫困邻里效应的整体趋势,以及信息传播和行为参照在邻里效应内部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试图为“文化塑形下”消极脱贫行为的负面外部性提供相应的实证证据。在测度结果方面,本文一方面验证了已有文献对过去10年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总体评估,另一方面更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本轮脱贫工作对深度贫困群体所取得的脱贫成果:过去1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益贫性,它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深度贫困人群具有更多的能力改善,并极大缓解了顽固性贫困的发生。此外,对多维返贫困与持续性贫困的研究结果发现,全国各地区都出现一定程度的返贫困倾向,在短期集中表现为因病致贫等外部风险冲击,在长期则表现为发展能力未稳定恢复的贫困边缘家庭出现反复贫困,是产生持续性贫困的重要来源。在微观机制方面,本文再次验证了增强人力资本代际累积依然是阻断持续性贫困的根本方式,同时还发现心理特质的代际关联性会成为某种新的代际优势或劣势。而积极心理特质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产生更高收入提升,可成为这些家庭的父母重视塑造子女积极心态的有利决策信息。邻里效应的分析则表明,极端贫困大幅减少、以及信息渠道的使用,都可缓解贫困的邻里效应。但家庭的行为规划会受到低收入邻里的影响,贫困者的消极行为若不得到及时引导,会通过邻里社交影响其他家庭的行为倾向。相比于现有研究,本文的潜在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在测度方法方面,本文基于A-F双界法,围绕多维贫困指数的离散性,更好地回答当多维贫困体系包含序数性指标时,如何估计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深浅分布、如何更加全面地呈现出多维贫困的动态性与持续性特征。这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也为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补充更多关于贫困深浅、动态性与持续性相关的测度信息。二,在微观机制分析中,本文不仅讨论了心理偏好与家庭脱贫和发展行为的长期关系,而且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检验。在代际传递机制中,本文在发现心理特质阶层差异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了心理特质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演化。相较于关注贫困与心理状态短期关系的研究,这种长期视角更直接地反映出非经济因素的代际传递对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心理动力所具有的初始性促进作用。在邻里效应机制中,本文对贫困群体消极脱贫行为的中性化解释,以及对贫困邻里效应内在机制的实证检验,都是回应贫困社区内群体行为的研究争论:中国农村存在的贫困邻里效应无法通过原有的“贫困文化陷阱”得以解释。本文从信息与榜样的角度,为社区内家庭行为的交互影响提供了另一种理论与实证解释。三,为更加全面地回答过去10年中国农村消除贫困的已有成效,明晰过渡期内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两不愁、三保障”涉及的政策目标为评价标准,从深浅分布、动态性与持续性等多个视角系统呈现出中国农村的贫困格局转变。这既契合2020年前后巩固现有脱贫成效的现实需要,也在多视角测度的相互对比中增强了结果的可靠性,避免了单一视角产生的测度信息不足。同时通过“代际传递”与“邻里效应”2个心理认知窗口,本文从更加贴近家庭日常心理、行为活动的视角,为由家庭内部心理塑造、以及邻里社区的信息与榜样激励2个渠道培育低收入家庭的内生动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做出理论与实践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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