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无论是作为文学运动,还是作为与艺术表演形态并行的文学文本,都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学史事实。主导样板戏运动发展过程和样板戏文学文本及表演形制的生产、改编与传播的文艺派别,无论在当时以“京剧革命的促进派”、“京剧革命公社”、“革命战斗兵团”或“无产阶级文艺队伍”“骨干”自称,还是后来在学者的研究中被冠以“极左文艺派别”、“文学激进派”或“激进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等名称,也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存在。对于样板戏这样一种从发生成因、文化构成、改编机制到存在样态都极为复杂的文学史事实,只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各个时期影响其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源流的梳理,进行动态的历史与审美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其深层的文化蕴涵及文学史意义。本论文正是在对样板戏从源头文本到各期改编文本进行细读与校勘的基础上,通过对样板戏发生、形成与改编过程的考述,探寻样板戏发生与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脉理,揭示意识形态认同诉求与激进政治策略对于样板戏改编的规约,探讨世俗生活世界与传统伦理价值在革命话语规训下的存在境遇,分析样板戏改编过程中对江湖话语及江湖伦理的借用、改写与收编,考辨样板戏与民族传统戏曲遗产的深度关联及其传承变异,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美学、国家政治诉求与民族文化特性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中,力图将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趋于一体化的文学制度与激进革命话语对异质因素的清除与改造过程置于样板戏改编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的考察与阐释,从而勾勒出样板戏改编与国家政治理想诉求、革命文艺思想传承、民间伦理价值置换和传统戏曲质素改造等多层复合的文化关联。本论文内容的总体布局,分为引论、主体部分和结语。引论阐述了“样板戏”作为形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经历的三种述史模式的嬗变,即基于个人与社会记忆分类与整合的经验复现模式、基于文化理论与方法移植的概念想象模式、基于历史同情与语境还原的学理建构模式。说明为了进一步探讨“样板戏”现象所昭示的文化意义,必须把“样板戏”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文化整体性视域,寻绎与梳理“样板戏”与传统质素的深度关联以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仪式的文化表征。主体部分分布在第2、3、4、5、6章。第2章重点论述样板戏的历史渊源与发生机制。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阶段的国家戏剧政策与戏剧活动,足以说明自1950年代后期起文艺样式的中心向戏剧位移。而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也通过启动全方位的一体化进程开始走上了一条不断纯粹化的道路。在经历戏剧领域的话剧与戏曲、戏曲界的各地方戏剧种与京剧、京剧舞台上的传统戏与现代戏、现代戏中的生活题材与社会主义题材的多重争持与纯粹化之后,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合题最终以革命现代京剧的体式来实现。在革命现代戏趋向独尊的历程中,戏剧在纯粹到极致的同时也从丰富走向狭窄和单一。但戏剧纯粹化引致的文艺样板化倾向从其源头来看,并不始于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在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即已发其端绪。样板戏名称的提法、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机制、样板戏作者队伍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样板戏的传播方式都可以在延安文艺中找到其历史渊源。由于样板戏最早发端于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艺,以这一历史因缘为起始对样板戏进行分期,就可将样板戏的发生、形成与改编过程分为萌发期(1942-1958年)、争持期(1959-1963年)、定名期(1964-1967年)、定本期(1968-1976年)四个历史阶段。第3章集中梳理样板戏主要剧目的稿本流变,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当时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在样板戏形成与改编中的主导效应。本论文选择第一批8个样板戏中具有文学叙事特性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第二批样板戏中被认为在艺术上可以与第一批样板戏相媲美的京剧《龙江颂》与《杜鹃山》等9个剧目,作为样板戏的主要代表性剧目,以演变时段、作品体式、作品名称、编创单位、作者或编剧、导演、主要人物及重要角色、对应主要人物角色的演员、审看结果与传播情况、稿本内容主要改动情况等10个要素为变量,从其发生的源头稿本到最终的改编定本分别对各剧目的改编演变情形进行梳理,并以表格形式直观呈现出来。在梳理样板戏主要剧目稿本流变的基础上,从主导样板戏改编的意图、样板戏的剧情结构、样板戏的题材取向、样板戏的人物设置以及通过清除戏剧改编的异端倾向而形成的“三突出”及其衍生原则等方面阐述了样板戏改编过程中的政治话语运作方式及其最终结果。第4章论述了世俗伦理价值在样板戏改编中的潜隐与解构。在社会主义的阶级启蒙、群体启蒙语境中,世俗伦理所指向的私人情感、物质欲念、家庭观念等都是主导样板戏创作与改编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敌人。原初的、素朴的生活世界退出了表现领域,其所包孕的私人情感、物质话语渐被放逐,民间世俗的复仇理念也在样板戏改编中实现了现代性转换,以作为英雄人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并转化为其行为动力。而作为传统价值的家庭结构及其伦理秩序同样被革命意识形态解构,但家庭理念中一部分契合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和新村理想的价值碎片,则被移植与嵌入样板戏主题所展现的乌托邦愿景之中,并与样板戏中革命化的人物关系和崇高的精神净化冲动一起,构成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社会动员的象征图景。第5章以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的改编为个案,以原型研究方法为基础,考察了革命话语对江湖话语的收编。三个样板戏文本体现了革命话语收编江湖话语的不同策略。《智取威虎山》的改编,重点体现在革命话语对江湖侠义的妥协与借用。通过对饮酒竞豪、猛士斗虎、射箭赌技、寻图秘籍四个江湖文化母题的借用与改造,基于不同阶级立场的敌我殊死搏斗,借用江湖道义原则巧妙地转化为“江湖事、江湖了”的民间伦理冲突。《沙家浜》的改编则主要体现在革命话语对江湖伦理的分理与改写。无产阶级话语对江湖话语采用分理的方法,在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江湖特征处理上区别对待,对英雄人物的江湖背景尽量抹却和淡化,对反面人物的江湖特征则予以加强,以彰显江湖伦理的负向价值特性。而《杜鹃山》从话剧到京剧的最后改编,通过对样板戏既成的人物三角结构模式的重复演绎,在突出“党指挥枪”这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同时,也最后完成了对江湖伦理的洁化与系统收编。第6章从文本结构和表演形态两方面,对样板戏与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变异进行梳理与探讨。样板戏一方面在激进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通过“京剧革命”宣称对传统戏曲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另一方面又不仅在文本构成上而且在舞台表演形制上同传统戏曲质素保持者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都用崇高的革命话语加以包装。本论文从“立主脑”与“减头绪”的现代演绎、对偶美学的承袭、赋赞与说因果的变异、戏剧开场及人物上场程式的新“变格”和脸谱造型的重构等五大方面揭示了样板戏对于古典戏曲艺术机理的传承与变异,并在对样板戏脸谱重构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新概念脸谱”的观点。结语指出革命样板戏是社会主义先锋派建构的神话,重点对社会主义先锋派这一当代文学派别概念成立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