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于2005年初次在《刑法》中以单独罪名的形式进行设置,随着刑法修正案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加强了针对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然而,司法案例中反映出刑事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出现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和利用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罪情况的处理不统一,有的按照诈骗罪一罪论处,有的判处数罪并罚,对于判处数罪并罚的案件中存在对犯罪行为重复评价的问题。第二,目前我国未将“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法,造成部分案件中对犯罪行为评价的局限性。第三,法官在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避难就易"的态度增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公正定罪的难度。第四,不同层级的信息之间存在交叉混同的情形,涉及到判断“组合型”信息是一条还是数条的问题。第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查获批量信息时,在合理的时间内对批量信息进行精确的计算存在一定的困难。通过实证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对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没有进行明确的认定,但犯罪客体是我们对犯罪行为进行准确认定的前提,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准确认定是我们计算个人信息数量的前提。经过对犯罪客体学说的争议分析,本罪的犯罪客体应是具有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的个人信息权。第二,没有明确个人信息数量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是造成无法对个人信息数量进行精确计算的原因之一。第三,通过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中对信息类型的分类发现,高度敏感信息的范围只限定为4类,这种分类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对于以上问题,考虑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进行解决。在立法层面,第一,通过对“非法利用”行为纳入刑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该行为应纳入刑法且不必单独成立新的罪名。第二,由于个人生物特征型的信息目前应用日益广泛且易被非法收集,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变更性,所以应将个人生物特征型的信息调整到高度敏感信息内。第三,个人信息的基本特征是身份识别性,只要涉案信息能够指向特定的人,就应属于刑法规定的个人信息。第四,经过对个人信息数量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地位的争议分析,个人信息数量应是侵犯个人信息罪的量刑要件,且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在司法层面,第一,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不能被诈骗罪包容评价的情况,应该进行数罪并罚,但是在认定该罪的情节严重时,就不能重复考虑利用获得的个人信息进行犯罪的目的以及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在履行职务时这两个因素。第二,对于“组合型”个人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核心要素和信息用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判断。第三,将个人信息中“情节严重”判定标准按照“两梯队”式划分,只有在第一梯队的判断不足以认定的时候,才考虑处于第二梯队中要素。第四,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区分“公民个人信息”是“一条”还是“多条”。第五,对于批量信息达到数量标准、核查对象、提出异议的“三步认定”规则进行计算。第六,在司法实践中,制定判断信息类型、判断法益类型、信息数量是否达到批量信息的标准、按批量信息步骤计算的“四步走模式”来计算个人信息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