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随后一些欧美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但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使得他们的传教事业停滞不前。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使他们在中国得以立足,但此时的传教范围也仅限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将基督教的传教范围延伸至中国内地,据此,基督教各差会开始向中国内地进军,作为拱卫京师重地的直隶自然也成为基督教会想要征服的区域。186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进入天津传教,此后,其他差会也相继入直,并寻找各自的传教地盘。传教士们在直隶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并取得了巨大的传教成果。据记载,截止到1920年,基督教在直隶共开设总堂67座,数量位居全国第四位;受餐信徒为22283人,位居全国第六位,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河北的基督教信徒更是达到7.5万人的高峰。此外,传教士还从事教育、医疗卫生、慈善等社会事业,作为其传教的辅助手段。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教育理念传入中国,不仅减轻了疾病对民众的困扰,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直隶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基督教在直隶的传播也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基督教在直隶的传播、活动并没有专文论述。因此,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基督教传教士在直隶的活动进行了论证,以期对其作出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