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法国文化曾经带给中国文学界巨大影响,而其中影响最深的当属海派文学,这一是开放性的时代契机与现代化大都市的形成。上海是最先开埠的城市之一。法国在上海设有法租界,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市政建设,使得法国文化在上海的痕迹随处可见,上海也因此得名为“东方巴黎”。二是因为30年代海派文学消费性与都市性特征有其法国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作家笔下的巴黎为海派作家描摹上海提供了摹本。海派作家许多有留学法国或者学习法文的经历,也为他们进一步了解法国文化奠定了基础。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概括30年代海派作家接受法国文化的前提条件:一是由于上海开埠使得封闭的上海变成了开放的上海,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30年代的上海开放而包容,吸收了许多的外来文化,法国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30年代的海派作家是有着法国文化渊源的,作为30年代海派文学创作群体重要成员的新感觉派三位作家——施蛰存、刘呐鸥与穆时英,有两位曾在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资助而创立的震旦大学读书,学习法语,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深受这一学习经历的影响。第二章系统梳理30年代海派作家对法国文化接受的特点:一是接受法国文化范围的多元性,二是厘清30年代海派作家接受法国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三是30年代海派作家接受法国文化在创作中的本土化体现。第三章主要描述30年代海派作家接受法国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海派文学的影响,虽然这二者之间相差近半个世纪,但却是一脉相承,人们不难从新时期以来海派文学中找到30年代海派文学的影子,30年代海派文学为新时期以来海派文学的城市描写提供了一个摹本,正如当初海派文学所面对的法国作家作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