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降低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一步。长久以来,制造业一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以经济扩张为主,这导致我国能源环境面临巨大制约。因此,强调降低制造业能源强度的重要性,并寻找有效途径,致力于降低能源强度,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经之路。绿色技术,强调污染控制、生态工艺和循环利用,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当前“双碳”目标背景下,追求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解决能源和环境之间问题的关键。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双重外部性”缺陷,即“创新知识正外部性”和“环境负外部性”。因此,在市场驱动的有效政府监管前提下,弥补绿色技术创新的缺陷,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选择。环境规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二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造业绿色发展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影响机制不同的。一方面,本文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下,制造业行业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降低制造业能源强度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实证检验在两种规制政策单独使用或者结合实施的情况下,制造业绿色发展对于能源强度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和变化,以及不同行业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寻求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工具构成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理论部分,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制造业绿色发展、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最后,分析了环境规制实施下,绿色发展降低能源强度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机理。实证部分,使用核密度函数模型及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动态演变规律及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地,从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综合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角度出发,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异质性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绿色效率平均值为0.89,处于非DEA有效状态,绿色发展潜力较大,技术进步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增长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行业差距有缩小的趋势。第三,伴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制造业绿色发展对降低能源强度产生边际递增效应,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则更有利于能源强度的降低。第四,制造业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市场激励型为重点,相比之下,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有利于能源强度的降低。第五,在现有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下,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的绿色发展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