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逐渐加紧在中国扩张,清朝的生存危机愈陷愈深。张之洞翰林词臣出身,学而优则仕,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一方面开展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另一方面提倡实学教育,试图努力恢复儒学承载的圣学精神,重新恢复儒学的经世功能。张之洞的实学思想,就是在晚清中西学冲突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努力开展近代转型的体现。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成长于兵燹之中,幼年奠定了扎实的理学基础,青年之后转向经学,并在国家危难中坚定了学术经世致用的生平志向。张之洞从担任学政时期,开始提倡实学教育,展现出通经致用的经世实学思想。随着西学在中国不断扩大传播,在社会思想混乱的背景下,张之洞以《劝学篇》表达了明确的“中体西用”思想,实质上是以实学解决学术、文化冲突的努力。张之洞认为,中华圣学是历代圣人艰辛实践的总结,是中华学术的核心和源头,中国各学术流派都可以追溯至这一源头。经学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较为系统的圣学现实形态。儒学是后世儒生根据历史而对圣学进行的丰富,子学是诸子百家对圣学的各自理解。圣学经历代圣人实践检验,又经孔子整理,具有无所不包的解释能力。近代西方强盛、中华衰落,原因则在于西方各国在相互竞争中体现出了中华圣学的精神,而中国因历史太长,承平日久,反而陷入了失去圣学精意的境地,多数精英固步自封,所以造成中国衰落而西方强大。因而张之洞的实学主张以承载圣学精神的经史古学为基础,理学精神作为行为准则,删减掉传统中无关圣学实质的内容,将学术与实践会通起来,以达到重新振作中华的目的。张之洞的实学具有鲜明的“知行合一”特点,其本人正是将自己的实学用于指导自身的实践。本文从张之洞实践中抽象出天道观、义利观、天下观三个方面,将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洋务实践,同其倡导的传统圣学结合起来,以说明张之洞是以传统圣学精神而指导经世致用实践。张之洞的天道观格外强调人事对天命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定胜天的层次,主张极力追求人事求得更高层次上天的支持。义利观上张之洞主张不求个人私利,但必须讲求国家民族的公利,从而走出僵化义利观的窠臼,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实业体系,并探索了最早的货币、金融、财税建设。张之洞义利观中还有一鲜明特点,即强调“办大事不惜费”,只有付出极大的物质利益才能保证国家民族大义所在。这已经拓展了狭隘的利益眼光,从社会整体衡量利益。天下观中,张之洞毫不掩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但并不否定西方文化的优点,提倡辩证认识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张之洞关于天道观、义利观、天下观三方面的认识,并不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具有了恢复圣学实践性的特点;三个方面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交叉、以圣学一贯的,贯穿于张之洞追求洋务自强、维护国家主权的整个过程。三者相互支持,相互为用,成为张之洞实学思想的现实体现。正是在个人实践的基础上,张之洞证明只要领会了圣学的精神,合理运用在实践中,就能够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其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亦是对中国传统圣学思想可以运用于近现代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证明。实事求是是张之洞实学的突出特点。“实事”指尽量搜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各种资源,在实践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兼采各家长处,为我利用。张之洞注重采用“类族辨物”的分类方法,把握客观存在的内部构成、历史源流,从而立足于当前实际,采用各种办法,争取更有利的结果。在整个实事求是中,张之洞体现出以“自主”为统领的原则,“实事求是”为维护“自主”服务,“自主”统领整个“实事求是”,从而形成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格局,体现出了“一尊明月坐西楼”的洒落境界。张之洞实学思想,对如何界定晚清经世实学有积极意义,对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借鉴意义,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复杂因素也有警示意义。张之洞同样存在局限和不足,如并未察觉学术领域中早期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没有从儒学、实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评判。而且,张之洞的实学思想中也存在对大众启蒙关注不足的缺点。虽然属于中国最早倡导民众义务教育的先行者,但并未意识到民众觉醒的历史趋势,远未达到大众启蒙层面,时代局限性仍较为明显。整体上,张之洞以个人涉及多重领域的作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之洞倡导的实学教育,透过其经世致用的外在表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圣学、经学、儒学、子学、文学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如何采用合适的方法,发挥中国传统中蕴藏的深层价值,使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中国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