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与德里达对于艺术作品中画框的思考为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异敞开了一个领域。技术作为真理发生方式的同时还框定了作为技术本身的聚集和限定,并且由此引发了技术向艺术的转向。而德里达基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将画框看作是一种瓦解形而上学内外设定的关键。同时,在对结构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德里达将海德格尔存在论与康德美学也纳入形而上学的范畴,结合对于语言本体论问题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解构思想。在现代艺术中,“框架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关于艺术边界问题的探讨,也能够看到关于存在论技术观与解构思想在艺术中的影响与意义。在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中,他认为技术一方面是人类创制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工具。而现代技术的发展被海德格尔思为一种危险,但是危险中就伴随着救渡,人类的沉思能够带领技术的危险向艺术与存在发生转向。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危险的根本,在于现代人对于存在的遗忘而表现出来无家可归的困境。由此海德格尔又将此技术的困境带入到晚期对于天地人神四元纯一性的思考之中,而语言的家园提供了一条回归思想的道路。语言的家园召唤着无家可归的人去归家,回到贴近存在本源的地方。德里达的画框是基于康德所认为的附着物而演变来的,通过解构思想对于传统二元分立的瓦解,德里达认为画框瓦解了绘画作品中的二元分立,绘画作品所构成的这种结构形式与传统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形式相似。虽然德里达从早期的研究开始就将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开端,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其最后思想的核心部分。基于对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文本的批判,德里达将对语言中心主义的瓦解转向艺术。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言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德里达认为这种模式是西方哲学长期僵化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静态结构,于是,画框也应当能够拆解形而上学所形成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模式,从而转向一种“亦此亦彼”的结构之中。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真理观是基于对物与知的符合论真理观的批判意义上而形成的,存在论真理观所追求的是一种真理本性显露的状态。但是,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已经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真理的本性并不能从艺术作品的内部或者外部去寻得,因为真理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替换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效果。因而,画框也是如此,在这种“亦此亦彼”的逻辑关系中,画框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边界,成为了一个独立空间来标记自身。画框虽然并不属于作品内部或外部的任何一方,但是,画框就如同结构的中心一样,虽然只是作为规定艺术边界的替补物却又影响着艺术的边界。因而,形而上学的整个中心都并非是本原,而是本原的替换物,就是在这样替补的循环之中形成了一个游戏的场域。在替补的游戏场域中,德里达对结构的瓦解消除了语言的主体性,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静态思维与逻辑结构,于是,解构在本性上就彰显为一种否定的活动。在艺术之中,否定与审美的本性产生了关联,审美的否定性表现在解放与超越、无功利与无利害。自由本性要求审美超越自身从而实现非自由向自由的过渡,并且审美的否定性还表现为消除束缚,对于利害与功利的否定能够让美回复自身并获得自由的本性。而在艺术的游戏中,自由使艺术表现为一种生成性,生成与实体性的逻辑思维不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相互游戏活动。生成表明了任何事物都并非处于一种完成的状态,而是在一种相互引发、相互作用、相互游戏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正是由于艺术作为一种生成性的游戏,艺术的各项活动才与艺术的诸多要素发生关联。尽管在现代艺术中,传统的美受到了挑战,如今的艺术形式并不限定在美的本性之中,并且艺术与美表现为一种分离的状态,从而在文本与话语中获得新的建构与意义。因而,艺术在历史维度上总是处于一种解构与建构之中,一方面它实现了对传统艺术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对传统艺术的批判中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与规定,艺术之间就没有恒定不变的规定与准则。于是,在艺术的游戏中,生成与自由的本性给艺术提供了一种张力,张力的游戏引发了艺术中形而上学的消解,同时也将艺术边界的规定带入一种游离不定且变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