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于鬯《春秋》四傳《校書》的訓詁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從解釋字詞、分析句讀、探討語法、說明修辭、發凡起例、考訂典制、補明史實、校勘文本共八個方面考察了于氏的訓詁内容；分析了于氏“利用對文,推求詞羲”、“根據異文,比照詁羲”、“聯繫字音,因聲求羲”、“扣紧原文,語境求羲”、“遍檢典籍,集例見羲”等訓詁方法。于氏在具體的訓詁實踐中,展现出其獨具的訓詁特色:常能發人之所未發,重視時賢學說,當仁不讓於師。與前代或同時的訓詁學家相比,于氏訓詁更多地關注考補史實與解釋詞的所指羲。于氏熟悉名物典章制度,重視其於訓詁中之作用。但由於各種主客觀的因为,于氏訓詁结論往往呈現出“同條之中,是非俱存,瑕瑜並見”之特色,有些時候,亦表現出了“好立新說”而“求之過深,反為穿鑿”的毛病。文中還通過實例分析,展现了于氏訓詁成果對古籍整理及辭書编纂工作的重要作用以及後世對于氏成果的利用情況。論文餘論則對中華書局本《香草校書》相關内容之句讀錯誤逐條指出,以為將來于鬯著作進一步整理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