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判决是一种学理上的称呼，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中。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做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情况判决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判决类型中，需要裁量的要素有三个，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重大损失”和“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这类判决大多被用于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类案件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缺少对自由裁量过程的说理，将团体利益、个人利益、政府利益等都囊括进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之中。对于何为重大损失没有认定的方法。责令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成为虚置，收不到实际效果。作为情况判决的发源地，日本当初是为了二战以后快速发展、减少建设的阻力，而创制了这项法律制度，现在已经几乎不再使用。我国台湾地区是在与日本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之时，才予以引用这一制度的，现在也很少适用情况判决。情况判决不是法治的产物，而是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妥协。因而，作为法治发达国家，美国没有情况判决存在的空间。美国有着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定和发达的司法系统，其对“公共利益”和“重大损失”的司法裁量都值得我国借鉴。从我国目前行政程序不完善的现状来看，情况判决还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应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对这一判决类型加以完善，对何为公共利益以及需要法官在这类判决中考虑的因素，做出细致的规定，以加强对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指导。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利益衡量的方法贯穿情况判决的始终，将适用情况判决的案件类型化，并逐步缩小情况判决的适用空间。从长远来看，要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健全司法制度，最终取消情况判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