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出口规模，不论是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贸易规模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都更为关注出口产品尤其是高技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提升对外贸易产品技术含量的现实考量，旨在运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演进的相关理论，从制度质量、制度变迁稳定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一国制度质量及其稳定性与高技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相互关系。　　制度变迁和演进的方向、制度质量的优劣以及由于制度变迁而引致的制度的稳定性与否都会引起一国经济活动中的各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对国际贸易发展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将高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量化，本文引用出口复杂度这一定义，利用Rodrik、Hausmann等人构建的基于出口产品复杂度的计算公式，选取世界范围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37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分别对这37个国家或地区2002-2013年间的医药、航空航天器、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五类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进行定量测度。测度结果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除此之外，基于本文设定的指标选取原则筛选13个表征制度质量的内涵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最终得出包括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法律制度质量和制度质量在内的四个综合指标;同时，对上述各内涵因子进行变异系数处理，以每四年为一个衡量周期，分别计算得出样本国家或地区3个周期内制度质量内涵因子的离散系数即制度稳定性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得出经济制度质量稳定性、政治制度质量稳定性、法律制度质量稳定性和制度质量稳定性在内的四个综合指标。　　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的制度质量越高、制度稳定性越强越能够促使该国更加专业化地生产契约密集型产品、提升该国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技术改造的成本，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的提升，需要有制度稳定性作保障;制度质量、制度稳定性在促进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上具有协同效用。　　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优质的制度环境作保障，和广大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便是政府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和宏观角度着手，结合本国国情，全方位地打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优化制度质量，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亦要统筹好制度稳定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