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体制下，妇女解放虽然被不断地提及，但是这种关注还未上升到追求男女真正平等、女性获得真正自由的层面。在丁玲看来社会解放的命题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效果明显的命运改观，反而又增添了几分新的困扰。因此，除了与王实味等人相同的问题之外，她与延安主流之间的抵牾还包含了明确的性别观念的冲突。丁玲强调女性应个体独立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个人价值。然而这样的理想女性与民众间产生了“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的紧张，这种矛盾与党的“群众路线”也是格格不入。此外，丁玲认为女性问题已成为影响革命队伍的因素，这与当时共产党宣传中标榜的平等、解放大相径庭。男性以民族、革命的名义要求妇女保卫或回归传统，这与女性解放发生矛盾，但男性的社会优势使女性所受的压迫常常是一种“无声的压迫”。丁玲把问题聚焦于两性格局中，并指出虽然在政治上男女被承认具有平等地位，但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甚至个体存在被否认，延安新体制下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其话语权威的过程，正是其遮蔽女性自我存在的过程。女性意识的表达与时代氛围和政治要求相抵触，整风前的丁玲与延安主流声音产生了不和谐音。《讲话》成功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规范，同时延安的妇女政策被有效贯彻，从而延安性别秩序被确定，丁玲最终被同化。丁玲带有女性意识的作品达到了“人学”的高度，但对革命功利性的追求又使她的作品逐渐单一化。本文试图从丁玲延安时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入手，探寻有关女性文学与政治立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