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亲子鉴定技术因其结果的高度准确性与科学性,往往成为司法实践中亲子关系确认案件的决定性证据,因此,屡有被申请鉴定人因种种利益考量而拒绝提供生物样本、配合鉴定的情况发生。通说认为,此类无正当理由妨碍亲子鉴定顺利进行的行为构成民事诉讼证明妨碍行为。在立法上,我国先后通过于2002年颁布施行的《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2条对该行为制定了间接强制的规制路径,即亲子鉴定推定规则。但因规定不够完善,导致实践中面临着DNA样本证据定性存疑,对上述法条中的“推定”、“必要证据”两词的认定不统一,法条适用主体的范围不明确,缺少正当化事由的规定等问题。对此,结合对英、美、日三国所确立的间接强制模式和自由心证模式这两种推定型规制路径的分析,建议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补充规定当事人的鉴定协助义务及相关保障措施,统一明确现有立法中“推定”与“必要证据”两词的含义,统一将法条适用主体规定为“当事人”并补充设置对第三人妨碍行为的规制路径,同时补充规定拒绝配合鉴定的正当化事由,从而完善我国亲子关系确认诉讼中的亲子鉴定推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