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的“语-图”会通是指文学语言与图像符号在文图艺术实践中相互呼应、相互模仿、相互阐释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的生成与发展是文化语境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图”会通的类型各异,模式多样,各种会通的模式皆有其内在逻辑。魏晋南北朝文图艺术“语-图”会通的模式与逻辑对后世文艺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意在立足这一现象,从其生成的文化语境、显现形态、会通逻辑、历史影响等几个方面入手,整体上把握“语-图”会通的历史必然、历史征象与历史影响,力求在学理层面形成关于“语-图”会通研究的合理框架。第一章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生成的文化语境。文人的审美自觉与哲学思辨是引发传统“语-图”会通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审美自觉的创作实践中,“语-图”会通是文人传达审美情意的途径。文人的参与和创造改变了传统的“语-图”会通之创作主体、创作方式与创作目的等多方面的构成,促进了“语-图”会通的嬗变与繁荣。受“言意之辨”哲学思潮的影响,诸多文人参与探讨“语-图”会通的途径与方式,认定“象”为语图符号会通的纽带,肯定了语图符号会通的重要性。文人的审美创造与深入思考,加强了人们对“语-图”会通的认识,丰富了“语-图”会通的途径,推动了“语-图”会通实践的繁荣和发展。第二章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的文本显现。“语-图”会通具体显现于不同类型的文本之中,这些类型主要包括文学与图像同处一体的“文图一体”、文学与图像分处异体的“文图分体”、文学与图像合处一体的“文图合体”。在“文图一体”的文本中,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相互呼应、相互关照,形成了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互动式会通模式。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文本集中体现了这种会通模式的形态与本质。在“文图分体”的文本中,语图符号相互模仿,形成了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互仿式会通模式。魏晋南北朝相关的绘画与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会通模式的形态与本质。在“文图合体”的文本中,语图符号相互依赖,参互成文,形成了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的互文式会通模式。魏晋南北朝的图像诗集中体现了这种会通模式的形态与本质。第三章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的内在逻辑。每一种“语-图”会通模式皆有其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不同类型的“语-图”会通现象中存在差异。“文图一体”文本中的图像符号有效地彰显了语言蕴含的意义,“文图分体”文本中的图像符号通过模仿语象进一步表现语言的意义,“文图合体”文本中的图像符号生成于语言的排列,却能够点明语言的蕴意。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洛神赋图》、苏惠的图像诗《璇玑图》分别显现了“文图一体”、“文图分体”、“文图合体”等三种文本中较为完善的“语-图”会通逻辑形态,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的内在本质。第四章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图像艺术“语-图”会通的历史延宕。魏晋南北朝“语-图”会通的生成与发展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与文艺发展的趋势,其内在的模式与逻辑在文艺的历史承传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对后世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桃花源记(并诗)》等文学文本在后世的图像演绎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影响的存在与意义。文艺世界中的洛神幻影、文人内心的隐逸情结与理想社会正是在这种“语-图”会通式的图像演绎中不断变化、渐次丰满。余论部分主要是从总体上论述“语一图”会通在魏晋南北朝文艺实践中的作用,梳理“语-图”会通现象背后的本质。“语-图”会通渗透于魏晋南北朝文艺实践的多个环节,丰富了文学与图像艺术创作的题材,增强了语图符号的表现功能,拓宽了文人个性化创造的路径,促进了文学与图像艺术的繁荣。这种会通现象改变了语图符号在文艺实践中原有的地位与影响。图像在“语一图”会通中显现了较强的表现功能,成为彰显语言与文本蕴意的重要符号。语言因其实指功能,成为表现文本意义的主要符号。语图符号在会通性实践中显现出合作共存的关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