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时正式引入了探望权制度,规定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实质上是以法律形式保障了父母子女间的情感交流与亲情维系。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能否实现是设计探望权制度的首要考虑。然而,《婚姻法》第38条仅将探望权的主体限制在非直接抚养方的做法呈现保守的趋势,其忽视了祖孙间的亲情联络对促进未成年子女情感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现实生活中,我国双职工或留守家庭数量持续增多,（外）祖父母实际扮演着父母履行照料未成年子女的职责,祖孙间通常建立起了亲密的情感关系,若在父母离婚等情形下不赋予与未成年子女建立起实质关系的（外）祖父母探望权,既回避了（外）祖父母照顾的客观事实,也有悖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外）祖父母诉诸法院请求探望（外）孙子女的案件层出不穷,但由于立法空缺,各级法院对是否支持（外）祖父母的探望权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即使在认可（外）祖父母探望权的案件中,所引用的依据也不尽相同。立法者也注意到了司法运作中的困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修订过程中,婚姻家庭编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都对（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作出了回应,但三审稿和生效的《民法典》并未对《婚姻法》第38条作出改变,探望权的主体仍仅限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依然于法无据。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重新确立我国（外）祖父母探望权制度,就（外）祖父母探望权的行使与限制等内容作出完善、系统的规定。纵观域外立法,（外）祖父母的探望权得到了普遍关注与认同,但在有关（外）祖父母探望权的立法规定上存在差异,一些国家以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为原则,但也有一些国家对（外）祖父母探望权确立了相对严格的附加条件。其次,由于各国关于（外）祖父母探望权的立法规定不同,致使隔代探望的限制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赋予限制和行使限制两类。此外,为了实现利益平衡,各国就（外）祖父母的探望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救济机制,主要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对不履行探望权判决的行为设置强制措施两方面保障（外）祖父母探望权的实现。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有关探望权制度的规定与国际立法趋势不符亦无法解决我国司法实务界面临的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我国应取长补短,借鉴域外立法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重新确立我国（外）祖父母探望权制度。对此,本文大致提出如下构想:第一,我国应以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为原则,在进行类型划分后分别予以调整;第二,沿用“中止探望”的立法模式对（外）祖父母探望权的行使予以限制,对于“中止探望”的具体事由通过司法解释作出细化规定;第三,促进（外）祖父母与直接抚养方通过调解化解争议,并分三个层面保障（外）祖父母实现探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