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史的重中之重。本文主要从批判理论入手,对鲁迅1930年代杂文进行新的解读。本文首先将梳理出西方批判理论脉络中的“散文”与“反文学”概念,这些概念与鲁迅对于“杂文”概念的讨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鲁迅本人也把杂文看作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的反抗。杂文与批判理论都是在寻找文学中的异质性因素与潜在的反抗性。当代的鲁迅思想研究界也深受批判理论的影响,将鲁迅看作是对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性的反抗。在第一章的文献综述中,我将凸显出鲁迅主体建构的理论局限性。鲁迅主体被认为具有深刻的反现代性。本文试图指出,竹内好等人所理解的这个大写的主体仍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反题,就算是中国式的、东方式的主体意识,也没有超乎霸权主义辩证法逻辑的框架。由此,本文提出的思想“生成”将避开理性主体意识的建构逻辑,转而从感觉的逻辑出发,追寻杂文文本的脉络。第二章“鲁迅1930年代杂文的时间感”追溯鲁迅在当时对革命时间的独特理解。革命并不等于激进的历史观念。虽然现实处于“危机”时刻,但鲁迅仍然保留了对时间理解的开放性。时间是“非急进”的,是生与死的“极期”,是杂文所展开的“粪帚战”。历史的消逝与油滑的时间感将打破杂文与小说的时间锁链。第三章“鲁迅1930年代杂文的空间感”解读鲁迅对于当时上海的空间感受。鲁迅并没有预设一个典型的“公共空间”,相反,他始终提醒读者这是一个“伪自由”的言论空间。在摩登上海的空间中,他观察到各种隐秘的动作,通过对细微动作的描述来分析权力结构的中间机制,各种巡捕、“西崽”填充了帝国主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上海租界的空间。而鲁迅本人“杂处”于上海里弄的生活经验,则又极大地影响了他晚年的思想。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概括地指出,鲁迅整个1930年代的杂文创作都包含着其特有的时间感与空间感,超越文学中“新”与“旧”的两难悖论。这是对理论的回应,同时也是思想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