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令史只是郡、县等地方政府中的文书官员之一种。但在西汉时，令史已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设置，令史的职责，一般是“典曹文书”。东汉时则仅在中央设置。两汉令史仍为“官”，“官”和“吏”之间无重大差别。但是，由于儒学兴起，儒生不通过郎、令史即可得到升迁，并耻于与吏员同道，令史已始为士人们所歧视。这样，低级的文书人员以后便逐渐从官员阶层中游离出来，变成不谙诗书、鲜知礼乐的“吏”的阶层，官、吏分流的社会观念开始形成。魏晋南北朝时，仕途已有清浊之分，升任令史已非“清途”之列，为做官者所不乐。令史成为一般庶族地主进入仕途的职官之一，这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写照相交映。隋朝继承北齐之制，并有所发展。令史因为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位居流外，为“驱使”之职，官、吏分流正式形成。隋时因为文案繁悉，故令史多用刀笔之人。令史由吏部任命，并由吏部考功司考核，升迁比较困难，故谚曰‘老吏抱案死’。隋朝令史之制对唐朝有直接影响。 唐朝在中央六省、六部、一台、殿院及太子詹事府、司直、左右春坊、内坊设置令史和书令史。这些部门是唐中央的主要官僚机构，配置令史和书令史系列。这种配置是唐中央政府和其它官府胥吏系列中的最高配置。同时，令史和书令史的配置数量也是根据各个官府的任务繁简等实际设置的，令史和书令史的配置比例基本上为一比二，说明书令史的任务较令史繁重。这说明唐政府在中央胥吏设置上煞费苦心，且已经整齐规范化。 令史、书令史在不同的官府中，品秩是不同的，官府地位越高，令史、书令史的品秩越高。在同一官府中，书令史的品秩低于令史，一般相差一个品级。 唐代令史、书令史虽为“掌案文簿”之小吏，但其作为主典之一，具体负责公文的办理，其职责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部门，令史、书令史的具体职责有所不同，其职责与所在官府的职能是相一致的，是本部门全部职能的一部分。同时，因为“文簿恒虑覆理，锻炼苦辛甚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令史文案烦屑，执掌繁重，“老吏抱案死”是令史任务繁重的真实写照。 大唐初期，包括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的选拔都通过直接调集诸州佐史以及在朝集典中选拔。但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贞观初，刘林甫对武德以来诸州差人赴选及敕牒补官的情况进行改革，“尽省之，勒赴省选。”从此，除了战乱暂时停废外，终唐一代，令史、书令史的选拔都通过“流外铨”和尚书省 流外官的逐级迁转来进行。其中流外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及程序， 保证了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选拔的有序性和规范性。 唐代建立了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的考课制度，考课分为年考和任考。令史 的考课直接体现了唐政府对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管理的加强，保证了令史、书 令史等流外官的有效管理，促使令史等流外官努力工作、竭能尽职。另外，监察 官员参与令史考课，进一步加强了令史考课的组织程序和工作的严肃性。同时， 考课也是令史、书令史流外入流的必要条件。“积劳累考，考满入流。”说明了考 课与流外入流也有直接关系，只有符合考限并考绩合格，令史、书令史才能入流 成为流内官。 令史、书令史可以通过转迁，从较低品级的令史、书令史转迁到品级较高的 令史、书令史或其它流外官。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经过一定的考限，并试判合 格从而入流成为流内官。严格说来，入流也属于迁转，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 令史入流和令史迁转有质的不同，令史的迁转是在流外官范围内迁转，令史的入 流则可以使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成为流内宫，从而可以踏入仕途。令史、书令 史考满入流后，就是取得了流外出身。流外出身人“试判”合格就可以入流内叙 品。叙品时“有授职事官者，有授散官者”。职事官可任命为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 及中书门下之都事、主书、主事，九寺、亲王府及州、京县以上录事，大理寺狱 丞，县主簿、县尉等流内官。这些流内官为流外出身人专任，其它出身人不得染 指。当然，也有入流以后却长期未能入流内叙品而继续流内宫身份任流外职者。 另外，唐初曾几度实行“捉钱令史”之制，这和唐初政治经济情况的实际密切相 关。一旦唐朝经济恢复，在政府财政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捉钱令史的废止也是必 然的。 唐代令史、书令史有棒钱和禄米，但并不丰厚。由于令史、书令史等“流外 之职，品秩卑微”，从其在整个唐政府官僚体系中的政治地位而言，只是低级身份 的官吏。因此，同流内官相比，并没有享有太多的政治特权。在唐代社会观念中， 有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官经历，被目为浊流，与明经、进士出身的清流形成鲜明 对照，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同时，由于令史、书令史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 大肆受贿，交通外官，令史、书令史等流外宫犯罪层出不穷，成为唐政府身上的 一棵恶瘤，严重损害了唐王朝强壮的肌体。并对后世的吏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承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