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发展规律；梳理出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指出当前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文章得出结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其行动既受到勒庞所研究的心理因素影响，又受到奥尔森所强调的理性因素影响；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种批判式集体行动，其批判性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恰恰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文章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具体加以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导论。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梳理，总结目前研究状况的局限性：第一，研究网络的文章较多，但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研究重点的较少；第二，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文章较多，但主要是有关现实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而有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较少；第三，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章较多，但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对具体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修正的较少；第四，研究勒庞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较多，但将勒庞和奥尔森的理论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的新意就在于：以勒庞和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行动逻辑进行研究。第二部分，勒庞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概述及其反思。勒庞研究指出偶然聚集到一起的人群具有数量和力量双重优势，易受暗示和轻信，并且存在传染现象，而这种特点确实在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奥尔森研究指出集体中的成员会通过理性计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集体行动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确实存在着理性计算，但是由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批判性特征，“搭便车”现象正好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实现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批判性，是一种感性和理性并存的特殊集体行动。第三部分，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机制探析。第一，怨恨的积累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基础。利益直接受损、相对剥夺感增强、核心价值受挑战、当局危机处理不当构成主要原因。第二，理性的计算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理性的计算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搭便车”现象。第三，适当的动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必要条件。舆论的力量、符号的出现和意义的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传统媒体和政府权力的加入和互动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客观产物。第四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回顾总结，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制与防范再做进一步深入思考，力求达到理论上的升华。同时，通过联系“阿拉伯之春”等现实群体性事件，文章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成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第二战场”，不断扩大和蔓延网络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转化成为现实群体性事件，以此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转化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