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未遂标准问题,无论在中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在国外刑法理论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各国刑法理论界也未提出一个通行的标准,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同的情节,因认识不同而作出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针对此种情况,笔者从中外相关理论比较性研究出发,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试图建立一种“区别论”机制,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区分不同情况,依据不同标准来确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对于基本盗窃行为,采用控制标准说:对于多次盗窃的情况,则以次数论,从而争取为建立科学统一的标准提供参考。 盗窃罪是一种典型的财产性犯罪。一般来说,盗窃的数额应该按照行为人实际窃取的财物的价值来认定盗窃的数额。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之衡定标准之一,是盗窃罪客观表现形态的主要内容,亦是构成盗窃罪的要件之一。本文对盗窃罪的犯罪数额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针对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把被盗物品分为一般物品和特殊物品。又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犯罪数额的认定一些疑难问题,对被盗财物为一般物品的犯罪数额、被盗物品为特殊物品的犯罪数额,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数额,跨地区多次盗窃的犯罪数额等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见解。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但在有关司法解释对单位组织的盗窃的行为如何处罚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那么单位盗窃行为能否定罪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在刑法学理论上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吸收了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单位犯罪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单位盗窃行为的司法处理方式及其随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