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地方组织法》规定”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较大的市”增设标准是成为能否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前提。然而,由于其自身缺陷,“较大的市”增设标准历来备受争议。新修改的《立法法》规定了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标准,使得完善“较大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标准的研究进入了学术讨论的视野。时至今日,全面下放地方立法权后,“较大的市”已经扩容到设区的市,确定“较大的市”的权利下放到省级人大常委会。如何完善“较大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标准就成为省级人大常委会赋权过程中的难题。文章从增设“较大的市”之历程出发,梳理我国增设“较大的市”的发展脉络,并对国务院增设“较大的市”予以反思。基于新修正的《立法法》,分析《立法法》修改前的背景情况,说明立法权全面下放所引发的讨论,指出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出路。根据以往增设“较大的市”利弊得失,从城市的规模、功能定位、发展程度和立法能力等方面,尝试通过合理的逻辑结构,提出切实可行的行使地方立法权标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