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活动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而环境规制也会影响贸易活动。贸易与环境一直都是国际贸易领域关注的热点。不少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担心,国家之间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环境规制严格国家转移到较宽松环境规制国家,进一步导致全球污染的加重,与此同时,更有不少反对自由贸易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加速这一转移过程,从而要求各国在制定多边贸易协定的时候必须纳入对于环境标准以及环境后果的考量。从20世纪70、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期,各国贸易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环境危机也日益严峻。许多人基于这种时间上的相关性"不自觉地"对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产生联想,提出诸如污染避难所假说等猜想。由此,检验贸易自由化、环境规制与贸易结构之间作用机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证实贸易自由化确实会加速环境规制差异带来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那么在贸易协定的制定时必须要纳入环境标准的考量,比如对进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准加以限制;反之,如果实证检验中并没有如理论猜想那样证实这一机制,则贸易自由化对于环境带来的正向影响可能远远被低估。基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理论模型、统计分析以及计量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环境规制与贸易活动两个层次的问题:环境规制是会否导致经济活动（贸易活动）由环境规制严格国家向环境规制宽松国家转移（污染避难所效应）;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对环境规制国别差异的影响更敏感从而发生其经济活动向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转移的情况（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两者也是实证研究中经常容易混淆的两个层面。基于环境规制数据来源限制,本文选择了美国作为研究样本。文章内容主要分为理论模型、统计分析与实证检验。理论模型部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进行: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贸易结构以及贸易自由化对产业规模、结构的影响。结合生产碎片化的国际背景,在论述环境规制对贸易结构的作用机制时,本文分别基于最终品视角以及基于中间品视角来阐述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产业规模、结构的影响时,借鉴经典三大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技术效应最有可能影响或改变环境规制对贸易结构影响机制。统计分析方面,通过整理美国污染排放、环境规制、制造业产出以及进出口数据,分析美国从1973年到2004年间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美国整个制造业结构中份额变化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在进口结构中的变化,发现美国制造业确实正向更"清洁的"结构发展,但与此同时,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也在变得更"清洁",在现象层面无法证实污染避难所假说预测。实证检验方面,本文选取美国从1980年-2005年期间的SIC87 4位数40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借鉴Grossman和Krueger（1991）使用的要素密度模型,同时为了控制异质性,使用行业与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将环境规制、贸易壁垒、环境规制均值与贸易壁垒交叉项以及行业特征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他们对美国进口以及净进口的影响。而在研究对进口以及净进口的影响时,分为四个层面进行:美国总进口与净进口、美国从其前三十位贸易伙伴的进口与净进口、美国从OECD国家的进口与净进口以及美国从非OECD国家的进口与净进口。实证结果表明,美国环境规制对美国进口以及净进口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但并没有证实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转移的影响力会受关税降低的程度的影响,恰好相反,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产品的进口对于关税降低的反应更不敏感。最后,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主要发现并对没有证实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可能原因提出了假说,并对贸易自由化、环境规制与贸易结构未来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