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国家的重大问题。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其中,民族教化是边疆民族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选取了民族教化的具体实施形式之一——清代贵州义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有清一代贵州义学的设学政策与建置沿革作了研究。探讨了贵州义学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其成因,该地义学的特点及其在推广民族地区启蒙教育和维护边疆稳定方面的作用。全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前言部分包括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清代贵州义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史料运用和文章的基本思踏,以及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正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章论述了贵州义学设立的历史背景。首先追溯了义学的起源与发展。学界一般认为,义学的广泛设立始于宋代,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代,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与前代不同的是清廷除注重发展内地义学外,亦十分重视边疆民族地区义学的发展。其中,贵州是清代较早设立义学的地区,也是清廷重点关注之区。清政府对于贵州义学的发展制定了较为积极的政策。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和苗疆的开辟,越来越多的版图被纳入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对于新辟苗疆地区义学的发展,清廷在教师延聘、教学方法、科举考试等方面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第二章研究了贵州义学的建置沿革。本文在收集清代、民国方志的基础上,参照当代方志,力求对清代贵州义学的设置状况进行全面考证。社学与义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本章在考证义学的同时亦对贵州社学的建学政策与设置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贵州社学与义学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贵州社学的设立数量较少,且仅出现于清初,随着义学的蓬勃发展,社学的影响逐渐减弱,义学成为清代贵州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第三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有清一代贵州义学分布特点及成因进行分析。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康熙、雍正年间是义学的起步阶段。乾嘉时期义学的发展呈下降趋势并第一次跌入低谷。道光年间,出现了义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咸丰至消末,义学的设立数量呈现出从低谷至高峰直至消失的抛物线型。首先是咸丰年间义学数量从道光年间的高峰跌至的低谷。同治年间有所回升,并逐渐发展至光绪时的顶峰。此后,随着清末新式教育的出现,义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空间分布看,都匀、安顺、遵义、贵阳四府义学数量占到义学总数的一半以上,是清代贵州兴办义学的重点地区。总体而言,贵州义学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府州县为基点向乡村僻野全面铺开以及由内地向苗疆深入两大特点。结语部分从边疆教化的视角研究贵州义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地方性特色与意义。在特点方面:第一,清政府对于贵州不同地区义学制定了灵活的教育政策,主要表现在对苗疆义学的政策倾斜。第二,与一般意义上仅为启蒙幼童而设的义学不同,贵州义学的教化对象非常广泛,突出表现在苗兵义学与普通义学的共同发展,把苗兵教育与苗童教育相结合。贵州义学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一方面具有促进贵州少数民族启蒙教育的普及和边地风俗改变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具有广行教化,培养人才,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