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和主要动力,其在增加社会总需求、增加和完善供给、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私人投资,具有产权清晰、效率较高,机制灵活、适应性强,迅速决策、快速调动资金,适时选拔人才,高效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能力强等特点,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扩大社会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缺陷,像市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充分、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问题依旧存在,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的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灵,进行有效的市场调控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其中以采用公共建设为手段的生产性支出成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一重要途径。政府通过投资手段,弥补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的投资不足,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了私人投资成本,从而带动私人投资的增加,与此同时,生产性政府支出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然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市场利率的提高,提高私人投资成本,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挤入、挤出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挤入、挤出效应程度将直接成为政府在设计和实施生产性支出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为探讨生产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可能影响,本文首先基于三变量SVAR模型在我国省级政府层面识别生产性政府支出的私人投资响应发现,全国层面以及区域视角的生产性政府支出的私人投资响应存在偏倚;进而在挤入和挤出效应对应的省级政府组内,实证识别生产性政府支出私人投资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发现:不仅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与私人投资增长率的相关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由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生产性政府支出关于私人投资效应发挥的作用机制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在挤入效应组,经由支出维度的财政分权、中央政府投资比重、一般公共预算中非税收入比重和以“人均收入”度量的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都起到减弱私人投资挤入效应的作用,生产性政府支出经由绿色发展和人均能源资源因素起到增强私人投资挤入效应的作用;在挤出效应组,经由中央政府投资比重、财政透明度、绿色发展和以“人均储蓄”度量的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起到缓解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作用,经由支出维度的财政分权和以国有经济比重衡量的所有制结构,生产性政府支出起到增强挤出私人投资效应的作用。这意味着,应针对生产性政府支出挤入和挤出私人投资所在组对应的省份,采取差异化的制度调整优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