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合同是典型的“目的性”合同,合同标的物涵摄了包括精神享受在内的非财产性利益。按照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仅以提请侵权之诉的方式加以救济,从而排除了在违约之诉中的适用。但从事实层面看,国民的旅游行为日渐增多,旅游合同等以追求精神愉悦为目的的合同也日益增多,随着而来的是因违约导致的精神利益损害纠纷大增而救济不足。精神损害无法触摸,精神损失难以度量,这是反对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原因。在学界,反对在旅游合同违约之诉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声量相对更大。作为遭受精神损害的游客而言,完全切断违约之诉的救济方式,意味着提请侵权之诉成为唯一选择,游客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举证负担,使得维权之路道阻且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影响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甚至会可能成为诱发严重社会治安事件的导火索。较低的违法成本,实际上也不利于规范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行为人是履行契约还是违约,属于意志范畴的产物,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主张也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受到包括个人心理因素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定量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数量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中。在当今大数据科技时代,将定量研究深入到法学研究中已成为必然趋势,由于我国现有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定量研究较少,导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能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能在法学传统研究的框架之外,借助学科融合的力量,对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的瓶颈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将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将对完善司法体系及规范旅游行业管理等产生指导意义。本文试图利用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集并清洗出来的司法统计数据,开展一次对影响原告人诉讼“要价”影响因素定量研究的体验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