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士绅阶层一直以来不仅是“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而且能够将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成为传统乡村自治的重要纽带。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转型，士绅阶层已经不再成为乡村控制的唯一来源。一些地主、富商、军阀、土匪、恶霸开始占据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和控制者。抗战爆发后，中共所建立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功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进一步壮大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随着中共军事和政治势力的深入，晋西北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着激烈地变革。贫农阶层在中共的支持和号召下摆脱了经济的窘迫，跃上了乡村政治的舞台，取得了对乡村的控制权。张初元出身于贫农家庭，28岁前还只是宁武县极普通的一名雇工，他是贫农阶层进入乡村权力领域的一个典型性人物。1942年以前，中共尽管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但并未能有效地控制晋西北乡村社会。为了进一步控制当地社会，中共晋绥区政府开始积极培养优秀的乡村干部，他们主动找到张初元并支持他进入乡村政权。经过张初元的努力，他的新型“变工互助组”不仅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认可，而且还借助于中共的帮助迅速排除了异己，迅速掌握了当地的最高权力，并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成为晋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乡村领袖。到了1944年，张初元的“变工互助组”成了全边区的典范，他所在的村子也被中共官方称为“领袖村”，整个晋绥边区都在学习张初元的模范事迹，甚至像贺龙、林枫、牛荫冠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在日军入侵的影响下，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是晋西北村庄的共同任务，村民们对权威的标准因战争爆发而改变。民兵英雄、纺织英雄、劳动英雄、合作化英雄普遍受到村民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村中有了追随者，树立了威信，成了村庄中的新权威。这些新崛起的乡村干部、英雄模范一方面发挥着地方精英的传统功能，维护着村庄和全体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最终成为了中共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可以说，中共对以张初元为代表的贫农阶层的扶助就是中共重塑晋西北乡村政权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努力。在“张初元模式”下，中共彻底改造了旧有乡村政权结构，重新建立起新的乡村权威，有效地动员了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源，为中共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