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从制度层面对刑事和解做出规定,这项“被害人发现运动”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恢复性司法运动的西风东渐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被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拒之门外”的重罪、甚至死刑案件,越来越多的在实践中得以适用,在理论界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广泛探讨和颇多争议。其理论层面面临着违反传统刑事法理论、缺乏法理逻辑的正当性拷问,实践中也因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而饱受诟病。本文三则案例的引入,总结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理论层面从刑事和解的法理逻辑和与刑事实体法理念的契合阐述死刑和解的正当性所在,对持反对观点的梁根林先生和孙万怀先生的质疑作出分析,重新反思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从而提出支持“限制范围的死刑和解”观点。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出现、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向相对的转变、关注被害人实际利益需求等刑事司法理念的变化,认为死刑案件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外部环境逐渐建立,具备了和解的前提,因此提出构建死刑案件的和解制度,并从和解范围、和解条件、配套制度等方面探索死刑和解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