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了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增长。但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走的却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产量增加过于依赖初级要素的投入,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扩张的驱动,国际竞争更是依托劳动力等资源的低成本优势。并且,其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两高一低”特点,即制造业的增长速度高、占GDP的比重高,但产品的附加值却较低,“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与此同时,由于深受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中国制造企业主要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且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环节,以致其长期处于“被俘获”和“被压榨”的地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内劳工成本的日渐攀升、资源环境约束的愈加趋紧以及国外消费需求的持续疲软等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挑战,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然而,当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却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若是继续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将会被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且遭遇其他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若试图完全摆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实施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自主发展战略,则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基础,甚至会丧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因此,这一两难选择问题突出的表现为“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战略举措的协调问题。本文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围绕“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依据大量事实数据对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演进、国际竞争力水平及价值链所处地位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终得知:伴随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制成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制造业结构持续优化,但其总体发展水平依然低下,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较弱,国内附加值比重不断下降,位处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环节。紧接着,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抓住研发、生产和营销等增值环节出现跨国分离的典型特征,综合运用国际分工、价值链和竞争力等相关理论,将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分解为三种密切联系的核心能力,即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同时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实际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十分薄弱,而生产能力则是其现阶段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但目前却处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为支撑,以简单加工、组装为内容的较低层次。为此,中国制造业应采取短期目标和长期战略兼容的“渐进式”升级路径,即首先应着力实现生产能力的提升,从基于“资源优势”的低层次转向基于“效率优势”的高层次。在此基础上,借助坚实的生产能力植根于全球价值链,进而顺利完成核心竞争力向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转换,并逐步掌控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其次,中国制造业的“渐进式”升级,当前首要面临着生产能力提升的任务,即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生产水平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其主要有两种可能的升级方式: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因此,本文一方面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结合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内需求规模、外商投资、出口贸易、研发、对外直接投资等变量对制造业TFP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另一方面,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测算得到的22个细分制造行业的出口复杂度(EXPY)指数,来作为制造业所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替代指标,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再次,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本文着重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困境,并在“渐进式”升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其可能的升级方式,同时借助对两家分属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国际先进代工企业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与行业属性相契合的企业升级策略。具体而言,在中国制造企业升级的过程中,其应在“做精做强”生产环节、夯实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价值链的整合功能,借助整合供应链与整合生产开发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适应性,并朝着超越代工、实现能力转换的最终升级目标迈进。最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众多的行为主体,而且还深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广泛影响。本文在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制造业“渐进式”升级的策略体系,即以全面深化开放型经济发展为“前提”,以规模日渐扩张的国内市场为“基石”,以禀赋结构的有效提升为“核心”,以贸易和投资手段为“支撑”,协调利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综合发挥其他因素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