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美国公认最重要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学、文化阐释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各种各样的理论与观点都被他整合到自己的理论系统中,通过有选择的批判性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阐释体系。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与坚持,使他的理论超脱了一般的文学、文化阐释学而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文化理论,成为20世纪末以来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
　　 笼统地说,阐释学源于中世纪对《圣经》教义的解释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认识的专门学科。从内容上来讲,其要义就是如何关注文本的意义,力图透过表象和各种错误理解,找出文本的正确意义和深层涵义。逐渐地,人们将阐释的对象从典籍、文学逐渐扩展到艺术、文化、社会和历史等更加广泛的领域,以达到对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更加深刻的认识,阐释学也慢慢地突破了一般的文学解释或批评的意义,具有了哲学的维度,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了阐释一切社会人文科学文本的方法之一,深刻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詹姆逊的阐释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解释理论,是在更宽泛和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一概念的,它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它关注的不仅包括文字形式的文学,还包括以各种文艺形式组成的文化现象、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以及这些文化元素与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
　　 上世纪60到70年代,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盛行,各种传统的哲学概念纷纷受到质疑。在“去中心”、“碎片化”、“差异化”等概念的包围下,阐释学也面临着严厉的挑战,一股反阐释的潮流盛行开来。面对恶劣的理论环境,詹姆逊迎难而上,在论述了阐释的必要性与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元批评”理论,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渴望与倾慕,并认为要达到一种辩证的批评,就必须回到阐释对象的社会历史环境,在对象与环境的具体现实性关系中挖掘它的深层含意。詹姆逊的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卢卡奇为鼻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从谱系学上来讲,他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式的。在详细地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后,詹姆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自己意图建构的“新阐释学”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运动发展的逻辑、历史主义的视域和总体性的原则。可以说,在这三个角度中,总体性对于詹姆逊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的批判性吸收,詹姆逊将总体性视为辩证批判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不仅指导了其阐释体系的构建,还贯穿他的理论实践的全过程。发展着的逻辑,历史主义的视域加上总体性的原则,基本确立了詹姆逊所要建构的新阐释学的理论原则,可以说,“元批评”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萌芽,它预设了詹氏阐释学的理论性格与志趣,其目的就在于在反解释、解构主义流行的理论境遇中恢复一种对总体的渴望,对宏大景观的追求。当然,这种对总体性的过分迷恋也造成了詹姆逊理论的内在冲突,为自己招来了众多的非议与指责。
　　 对詹姆逊来说,历史是辩证法得以实现的最终场所,那里也是实现阐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最佳场所,在分析了文物研究的、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和尼采主义的四种历史观之后,他认为,它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历史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两难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弥补上述四种历史观的缺陷,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绝对的历史主义”。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里包含了“令人满意的逻辑概念”:“生产方式”。通过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模式,他将“生产方式”看作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中的差异性综合体,从而为他的阐释学找到了总体性的历史化分析模式,“生产方式”也因此成为了詹姆逊阐释理论和实践的“主导符码”,在其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期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划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詹姆逊阐释学的对象——各种文本来说,政治的视域是它们的终极视域,也是其阐释学的核心领域。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即将文本看作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在文本想说而又未言说的缝隙中,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文本的背后蕴藏着其所属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而阐释的任务就是意识形态祛魅。至此,文本“最后的意义”被揭示,阐释的中心任务被阐明,我们来到了詹式阐释学的核心。至于具体的阐释模式,詹姆逊是通过对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反驳开始的,通过对中世纪神学阐释模式和弗莱原型阐释模式的总结改造,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对于一个阐释对象,可以从不同层次的三个视域来揭示文本所隐含的不同意义,它们是:政治的视域,文本被读作一种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的象征性构建;社会的视域:文本被重写为对抗着的阶级话语,个别文化文本依据阶级归属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表达;历史的视域:文本依据历史中生产方式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而得以分析,文本被视为诸多对立的或矛盾的生产方式非共时性地共存场所,是预示历史之可能性的“革命时刻”。这样,在辩证思维的方法指引下,有了总体性的历史视域,“生产方式”的主导符码、政治无意识的理论核心和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詹姆逊终于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框架。当然,他的总体性的历史观并未真正地克服上述四种历史观的缺陷,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运用的也不完全准确,更没有真正阐明文本的象征性功能从何而来,三个阐释层次之间的关系和转换也没论证清楚,但这并不妨碍其个人风格阐释框架的建立和标志着其独立身份理论家的形成。
　　 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中,还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个核心概念,它们是对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揭示的理论必然,也是詹姆逊阐释学的最终目标。对于詹姆逊来说,所有的文本都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阐释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文本隐藏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来说是神秘的,它通过掩盖或压抑个体与现实的真实关系使意识形态中的人们相信自己处于意识形态的外部,从而否定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詹姆逊将这种机制称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阐释的任务就在于破除这种遏制,打开文本的意识形态封闭,解放出隐藏文本中的历史与真实。当然,詹姆逊并没有将他的阐释目标停留在这里,而是伸向了更远的地方,他创造性地论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统一性关系。通过将所有的意识形态都看作同时是乌托邦的,詹姆逊将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升华为集体的乌托邦幻想,而阐释的任务也由单纯的意识形态“除幻”发展为与对乌托邦力量的召唤并重。这样,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目的就十分明确了:解除文本的意识形态遏制并将社会主体导向一种乌托邦的集体幻想,当然,对他来说,乌托邦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的召唤,是对宏大叙事和集体斗争的缅怀。但是对于怎样实现意识形态除幻与乌托邦力量召唤的统一,詹姆逊又回到了总体性那里:针对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割裂开来的两种倾向,他提出了相应的中和方案,并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文本和文化活动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虽然说詹姆逊的这一折中方案冒着调和主义和过分总体化的风险,但他将阐释活动由个别文本和个体行为推向集体谋划的策略和胆识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詹姆逊阐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地方:对集体命运的关切,对未来宏图的向往。有了这样的理论向度和价值追求,加上业已完善的阐释框架,可以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完全地建立起来了,剩下的就是兼收并蓄地借鉴各种理论来丰富和充实他的阐释体系,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将阐释学推向实践。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热点理论问题,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了詹姆逊最重要的文化阐释范本。其实詹姆逊对后现代问题的关注从很早就开始了,由于一直忙于对阐释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后现代问题的论述较少,但自1981年《政治无意识》发表以后,詹姆逊的理论重心开始转移到了后现代主义问题。对于后现代主义,他并没有局限于对其性质的讨论,而是首先从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理论入手,借鉴了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段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或晚期资本主义,然后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与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在分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特征与社会历史条件之后,詹姆逊提出了他对后现代主义本质及特征的看法:与将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文化艺术风格不同的是,他将其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与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文化形态的“文化主导”,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并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深度感的消失、去历史化、主体的精神分裂和狂喜。随后,他又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理论,在他看来,因资本对空间的殖民而造成的“超空间”导致了主体的迷失,而这种地理位置的迷失恰恰是心理和革命意识迷失的表征,由此,他提出了“认知测绘”的后现代空间政治策略,即通过对自己主体位置的重新确定,找回曾经的文化政治使命。在这里,可以说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是一次完全的詹氏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运用与展示,首先,詹姆逊是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这一热点理论问题的考察的;其次,对曼德尔历史分期的接受更多地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他的“主导符码”也是从这里受到启发的:再次,从文艺风格到社会矛盾的象征再到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也基本上符合了詹氏的三层次阐释模式;最后,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认知测绘”的策略也正是对一种集体政治的乌托邦召唤,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的阐释目标和愿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阐释实践,詹姆逊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和阐释方案,突破了以往由现象到现象、从个别到个别的文化阐释模式,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在总体和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特征与趋势。当然,这一阐释实践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对曼德尔历史分期法的主观、机械运用、对后现代主义界限的模糊不清、对“认知测绘”的粗浅设想等等,使他在享受赞誉的同时也饱受着来自各方的批评。
　　 詹姆逊不仅仅将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阐释对象,他还充满敬意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他曾从五个方面对理论界比较敏感和紧要的问题分别阐述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1、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并没有死亡;虽然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延缓了危机,但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仍然是适用的。2、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前途,它并没有失败,应该实行一种激进的变革,实行集体政治。3、革命仍有合理性,但要通过集体规划才能成功,目前可以选择的是将文化作为主要阵地。4、苏联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它自身的原因。5、惟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摆脱资本主义困境的方法,它使我们保持着一种对“新生事物”的期待。此外,詹姆逊还对全球化问题作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政治策略的认识与观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可以说,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很多观点更是具有创见性的,其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肯定,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对“集体政治”的向往,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境遇很有帮助,有些理论也是启发性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同样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例如对乌托邦政治的留恋,对文化政治的盲目,对苏联性质的误判等等,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与捍卫在西方阵营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于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来武装文化阐释学并取得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将他称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概念的部分曲解与误用,可以称他为功过参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思路,创造了新的空间;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