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中国整体现代化的目标，中央政府先后颁布新农村建设、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本文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大多数农村，在税费改革后的新农村建设时期，它们发展所需要的制度、资金等资源的供给者是国家，资源需求者则是具体的村庄。对于国家而言，有限的公共资源如何在数量庞大的村庄中进行整合和配置?对于村庄而言，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的建设村庄的积极性，如何整合村庄内资源，实现农民集体行动，保证村庄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国家政策在农村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而在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之前，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是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新时期国家政权建设又一项重要内容。从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到正式实施，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而在当前的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尤其村级民主建设过程中，自治性的村民委员会在“自治”实践过程中，其实承担了更多的国家政治或行政任务，这种自治并非是纯粹的“自治”。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在具体村庄执行过程中，才能探究村民自治背后的“真相”。　　 作者认为，在乡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二者关系的视角是从连接国家和农民之间的行动主体，即地方官员与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入手。同时，借此来回应在中国乡村研究中备受许多学者广泛推崇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本文以关中地区的南村为例，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与观察，作者初步发现，在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工程启动，国家加大“反哺”农村力度的背景下，村庄建设由最初的国家与农民“分担模式”转变为国家“独资模式”。村干部依靠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获取国家资源，这种路径选择逐渐强化了农民、村干部和国家干部等不同利益主体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从而形成了国家干部与乡村干部之间共谋与共事、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认同与抵制的关系。因而，正是由于上述关系的存在，最终可能使国家与农民之间呈现疏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