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观把翻译看做语言符号间的转换,把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翻译评论的标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为翻译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把翻译研究置于广泛的政治、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由此,“文化转向”的翻译视角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并使翻译的外部因素得到关注。翻译理论家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产物,也是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Lefevere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行为始终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要素的操纵。意识形态决定译者如何选择文本以及翻译策略；诗学作为一个社会文学标准的总和对翻译中语言的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赞助人通过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发行和出版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的协调和操控。本文分别选取张谷若、酆哲生翻译的哈代的代表作之一《德伯家的苔丝》(简称《苔丝》／Tess)为研究对象,以Lefevere的操纵论为理论框架,采用描述的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目标语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操纵,以及译者自身意识形态对译者行为的操纵。本文通过对张谷若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酆哲生于本世纪初翻译的译本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张谷若译本在内容上忠实,风格上传真。酆哲生译本内容上总体忠实于原文,但存在不少对原文删除、改写的现象。此现象表明,由于他们各自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操控以及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他们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本文研究旨在说明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其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大环境。社会大环境影响译者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译本的发表等一系列过程。社会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译者的操纵表现了译者行为的被动性；译者自身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表现了译者行为的主动性。译者行为的主动性源于译者借助翻译活动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体现了译者的社会性；译者行为被动性表现在译者服务社会的翻译活动受制于大的社会环境,是译者行为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因此,译者行为是主动和被动的选择,是译者社会性和行为社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