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为理论框架,从德国佛教接受的历史,德国佛教接受的具体类型,以及对德国佛教徒的访谈三个维度来讨论佛教在德国的接受及其原因。第一个宏观维度阐释了佛教在德国开端和发展历史,第二个中观维度介绍了佛教在德国接受的具体内容。第三个微观维度揭示了佛教接受的深度。本尼特(Milton J.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DMIS)。跨文化敏感度表示的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个体对文化差异的一种倾向。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指的是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经历了民族中心主义到民族相对主义的转变,其包含了以下六个阶段:否定阶段,防御阶段,最小化阶段,接受阶段,适应阶段和融合阶段。该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和总结人们面对外来文化的反应。本文借助上述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理论展开对佛教在德国的接受情况的讨论。佛教作为东方的宗教,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佛教接受的时候,肯定会出现文化差异。佛教在德国的接受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从古代到18世纪,这个时期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一些西方游记里的记载和流行的传说,那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相当不完整,也不乏一些误解;中期为19世纪,这个时期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东方的思想和文化,佛教的义理也开始传播,佛教学(Buddhologie)也开始建立起来,人们对佛教有了比较完整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佛教也开始被很多人认可,成为了“理性”的宗教,但佛教的接受仅仅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后期是20世纪左右至今,这个时候的佛教走下“神坛”,来到普通大众身边,德国开始出现皈依佛教的僧人,研习佛教的团体和出版佛教刊物的出版社。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德国的佛教中心的数量得到了爆发式增长,佛教流派也不断增多。藏传佛教和禅宗开始在德国兴起,人们对佛教的兴趣主要在佛教的修行实践。很多人认为通过佛教的冥想可以解决身体和心灵上的问题。佛教接受的重点从学术兴趣开始扩散到对禅修的兴趣。德国的佛教接受也从最开始的民族中心主义,发展到了今天的民族相对主义。早期的佛教只是异域国度的一种现象。据学者判断,在中世纪流行的基督教故事《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取材于佛陀的故事,内容为一个印度的王子在修士贝尔拉姆教导下,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人们把佛教传说改编成为了基督教的传教故事,这体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在19世纪佛教研究也成为独立学科,马克斯·缪勒建立了比较宗教学,把佛教和其他东方宗教和基督教一起来研究。这时人们认识到了文化差异,并且能够平等看待外来文化。到了后期,禅修项目获得了极大欢迎,德国不光出现了佛教的各种传统,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日本禅宗,甚至西方人还建立了自己新兴佛教社区,他们不强调任何一个佛教流派,把佛教和西方的哲学艺术文化联系起来。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开始和西方融合起来。跨文化敏感度也发展到了民族相对主义时期。论文第二个层面讨论的是佛教的接受类型,主要从文本性接受、实践性接受和流行性接受三个类型来讨论。文本性接受涉及到的是佛教有关的书籍和佛学研究方面的内容,于是和“理性”,“进步”这些词联系在了一起。实践性接受指的是佛教徒和佛教组织,这些人或团体在生活中践行佛教。流行性接受指的是佛教的跨领域接受,其他领域也吸纳了佛教的理念。比如心理治疗里面引入佛教的理念,来克服心灵焦虑等。这三个类型出现的时间由早到晚,宗教性也不断下降。这一个部分回答了佛教接受的具体内容。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个案分析,对德国佛教徒进行了访谈。访谈的内容涉及信仰佛教的动机,德国佛教的现状等等。采访者表明自己信仰佛教的原因是佛教的冥想(Meditation),他一直有冥想的习惯,接触佛教之后就皈依了佛教。他也介绍了柏林相关的佛教接受情况,他自己属于西方佛教流派Triratna,该组织专注于佛教和西方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这一访谈的诸多内容进一步证实了佛教在德国的实践性和流行性的特点。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德国的佛教在上个世纪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状态,来到了普罗大众身边;其次德国的佛教流派众多,藏传佛教和禅宗影响目前最大;佛教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多样,佛教已经从一个陌生的文化发展成为了社会流行文化,其中实践性的接受最为普遍;另外跨文化敏感度也不断发展,文化差异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提供了可能;最后,佛教的接受在佛教接受当中,德国人总是占据中心地位,主动去认识,接触佛教文化。他们对佛教的适应和融合总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