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的兴起和欧洲债权危机的爆发，双双对政府引入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精细化政府支出成本核算，披露更加详细的政府会计报告提出了诉求，西方国家先后步入政府会计改革的行列。而现今我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债务危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逐年攀升，特别是隐性负债规模庞大。截止到2018年末，财政部表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8.39万亿，同时根据国内外专家测算，隐性债务规模大概在30-50万亿之间。因此，我国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实现与国际政府公共管理标准接轨，同时也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恰当增长，防范地方债务产生的风险，于2015年拉开了政府会计改革的序幕，并陆续颁布了政府会计改革方案、准则、指南等一系列文件，指导政府会计改革工作的具体执行。但是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债务规模控制是否有作用，以及作用程度均无法确定，不利于进一步开展政府会计改革工作，最大化体现改革优势。虽然国外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债务规模影响的文献较多，但是国内针对二者之间关系研究的文献较少，且我国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存在特殊性，故而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政策效果不能一概而论。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政府会计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并分析新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次从实证上，基于2017年我国选定部分地区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试点地区，形成了检验政府会计改革政策效果的天然实验室背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对2015年-201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政府会计改革会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并采用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从路径上，基于政府会计改革影响财政透明度，财政透明度影响政府债务规模的背景，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得出政府会计改革会通过财政透明度，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该间接影响比例达到23.44%，并进一步进行了数据和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证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由此可以得出，政府会计改革可以实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目标，对于我国进一步大范围推行政府会计改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