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弗(1938-1988)是美国当代深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他被誉为简约主义小说流派的创始人,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短篇小说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他有生之年,共出版了六部短篇小说集:《请安静些,好吗?》(1976)、《愤怒的季节》(1977)、《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1981)、《火:散文、诗歌、故事,1966-1982》(1983)、《天主教堂》(1983)和《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然而,卡弗声誉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请安静些,好吗?》曾因“故事过于压抑”而被出版商拒之门外。然而,最终出版后却获得好评,并获得1977年全国图书奖提名。卡弗的成名作是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该集发表后,在读者和评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推崇卡弗的人认为它延续了海明威的简约文风,用简洁、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劳工阶层的生活状态,是简约派小说的代表作;而批判卡弗的人则认为它过于“吝啬”、“贫乏”。由此,文学评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简约主义”优劣的大论战。批判卡弗的评论家们有的认为卡弗的“简约主义”平板空洞,没有内容,有的斥之为简单的现实主义。更有一些评论家戏仿约翰·巴思对简约主义的“少即是多”的精辟阐释,不断撰写《少就是少》、《少真是太少》之类的文章批判卡弗及其简约主义。詹姆士·阿特拉斯就在他的《少就是少》的文章中称卡弗的短篇小说仿佛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贝尔也在其文章《少就是少》中认为卡弗作品中的人物象电视中的一样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所散布的只不过是决定论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奥尔德里奇在其专著《天才与技师:文学时尚与新流水线小说》中用了一个章节——“少真是太少”——来探讨简约主义。他认为简约主义只重视技巧而忽略了内容和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简约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很多评论家即使赞赏卡弗的小说的文学性,也对他的简约主义避而不谈,或者否认卡弗简约主义美学的魅力,认为卡弗的成就并不在其简约主义。亚当·麦尔和A. O.斯科特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在肯定卡弗作品的价值的同时试图将卡弗从简约主义中剥离出来,以此为卡弗“正名”。亚当·麦尔在他的文章及其专著中将卡弗的写作风格的演化过程比作沙漏,认为简约主义的作品只是卡弗创作中极小的一部分,仅适用于《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并不具有代表性。麦尔否定卡弗简约美学在其艺术成就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我们抛开简约主义去挖掘卡弗的真正成就,去感受他的真正魅力。斯科特在他的文章《寻找雷蒙德·卡弗》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两个声音、风格和态度截然不同的卡弗:一个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用充满同情的语调描述美国穷困的下层社会;另一个(以《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为代表)则是愤世嫉俗的简约主义者,一面在访谈中反对各种文学“伎俩”,一面又在作品中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巴思和唐纳德·巴塞尔姆为代表的反现实主义的先锋派的“伎俩”发挥到极至。斯科特认为只有现实主义的卡弗才能代表“真正的卡弗”,而另一个则是迫于编辑的压力才不得不走入了简约主义的误区。本文对卡弗的改写文本进行了比较阅读,进而探索他的美学发展轨迹,肯定简约主义的魅力并重新确立简约主义在卡弗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从《洗澡》到《一件小小的好事》,卡弗的确偏离了简约主义,趋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与伤感主义,然而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对《洗澡》和《一件小小的好事》的比较分析揭示,卡弗作品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简约。通过对《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长短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较长的版本虽然在篇幅上加长,但根本上仍延续了简约美学原则。那些认为卡弗的作品偏离了简约主义并有了新发展的评论者们过分倚重了从《洗澡》到《一件小小的好事》的变化。卡弗大多数作品叙事方式并未从间接、开放、含混走向直接、闭合、透明,传统现实主义的倾向只不过是例外。卡弗作品风格上的变化、篇幅上的加长并非对简约主义美学的背离,而是简约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文主体部分共三章:第一章对“简约主义”美学进行了考察和描述。首先,我们考察了卡弗的散文和访谈,探索了卡弗简约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其次,我们综合了卡弗的简约主义思想和评论家们对简约主义的论述,对简约主义的实质和特征作了描述。简约主义是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枝,它和两大文学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是后现代文学,二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简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样,采用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借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手法,但赋予文本不确定的意义。简约主义作家虽然采用了写实手法,但他们对语言的指涉能力及其精确性表示怀疑。另外,简约主义注重以较少的文本达成较多的艺术效果,也就是巴思所说的“少即是多”。在“少”与“多”这个天平的两端,我们既强调文本手段的“少”,更强调文本效果的“多”。长久以来,人们对简约主义形成了一种偏颇的认识,在“‘少’即是‘多’”的天平中只注重其文本的“少”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艺术效果。“简约”不等于“简洁”,更不等于“简单”。因此,篇幅和长短不是界定简约主义的关键因素。仅仅是简洁而没有复杂的深层含义的文本不是简约主义。简约的效果应该是意义的增量和复杂化。因此,简约主义的文本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简约主义的文本对读者是一种挑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参与创作。通过对省略或隐含的部分的填补,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感悟到一种文字以外的境界和深意。再次,我们对卡弗的作品的改写作了综述,并描述了他的美学思想发展的轨迹。第二章集中对卡弗修改幅度较大的《洗澡》和《一件小小的好事》进行了比较分析。很多评论家赞赏《一件小小的好事》而排斥《洗澡》,认为后者过于阴暗、含混、难懂,并进而排斥卡弗的简约美学。我们指出了“易理解性”作为评判艺术作品优劣的谬误,进而通过比较分析肯定了简约主义的魅力。《洗澡》是简约主义的经典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人情的冷漠、威胁和恐惧构成了故事的主旋律。卡弗在文本中删除了一切多余、不必要的细节,只留下了骨架情节,但读者完全可以依据提供的信息去推测故事的进程,将省略的细节补充完整,从而更加震撼地感知中心人物安的精神崩溃的全过程。卡弗主要运用了省略、陌生化、情景并置、语言指涉的含混性、排比结构以及充满暗示的对话等策略达成了文本的简约效果。《一件小小的好事》回归到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结构,具有事件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卡弗新增加的每个细节似乎都在力图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生活微笑的一面。这样,面包店师傅的电话不再像《洗澡》中的电话那样对中心人物(以及读者)构成一种威胁和恐惧,而只是设置了人物间的冲突。故事的结局也就是这种冲突的化解,故事中的人物达成了沟通和理解。卡弗现实主义的文本为了表现人们生活的微笑面,主要依靠了细致的人物刻画、富于煽情效果的场面展示和宣泄效果的制造等手段。在卡弗的现实主义文本里,读者不需要参与创作,只需要含着眼泪或带着微笑去感受。不过也因此,《洗澡》给我们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震撼感和读完之后久久的沉默和思索消失了。不过,卡弗从《洗澡》的简约主义到《一件小小的好事》的感伤现实主义的转变只是少数例外,并不能代表他整个的美学轨迹的变化。第三章集中对卡弗另一篇改动较大的《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进行了比较分析。一些评论家基于《一件小小的好事》对简约主义的偏离,进而推测并试图证实篇幅同样很长的《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也偏离了简约主义的轨道。诚然,长版本的《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增加了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叙述者克莱尔过去的经历的信息。一些评论家认为新增加的信息使读者能更充分地理解克莱尔的内心生活,并能更充分地认识她的恐惧以及对丈夫疏远的动机和理由。因此这种阐释也就以为长版本大大消除了短版本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对文本进行了细读和比较分析,指出这种观点夸大了长版本的确定性,也夸大了短版本的不确定性。在长版本中,卡弗为我们提供的种种零散迹象潜在地颠覆着叙述者的可靠性。她中学时目睹同学惨遭暴力谋杀的创伤性事件、她和受害者的创伤性认同、她过去曾经接受的精神治疗……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叙述者处在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中。因此,叙述者的叙述和判断的可信性大打折扣。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只能怀疑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卡弗并没有提供足够确定的信息以证明叙述者叙述时的精神错乱。不但如此,文本也通过一种隐含的方式暗示我们克莱尔的确在承受痛苦,丈夫是个冷漠无情的人,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似乎一直以来只是丈夫的性伴侣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那契斯河女尸案使她最终对丈夫的冷酷无情感到绝望,她开始疏远丈夫,他们的婚姻也面临解体。这种文本意义的增量、含混和不确定性正是简约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短文本省略了克莱尔过去的历史,克莱尔也不再那么歇斯底里。因此文本叙述的可靠性加强,读者更能感受到克莱尔实际所遭受的痛苦而不会怀疑那是她的幻觉。文本通过各种意象和暗示揭示了克莱尔的恐惧根源。叙述者虽没有对丈夫的冷漠行为及其道德感的缺失作直接评判和谴责,但在试图转述事件的全过程时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丈夫无声的谴责。那契斯河女尸案使克莱尔彻底失去了安全感,在暴力阴影的笼罩下,她产生了对所有男人的信任危机。克莱尔的恐惧也同样来自于丈夫的性暴力倾向,在故事的结尾,克莱尔接受了丈夫的性要求,但文本通过水声不断在克莱尔耳边回响这一意象传递出克莱尔默默忍受的痛苦。在卡弗修改的其他作品中,简约主义美学思想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卡弗自其第一部集子《请安静些,好吗?》就已经奠定了他的简约思想,并在《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中将简约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他六部短篇小说集里,偏离简约主义而倾向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故事并不多见。在他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卡弗收录了自己在前几个集子里比较喜欢的30个故事,另外收录了7个新故事。在已发表的30个故事中,可以说只有《一件小小的好事》和《发烧》等极少数是非简约文本,偏向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而他新收录的7个故事――《箱子》、《无论谁用了这张床》、《亲密》、《羊肚汤》(“Menudo”)、《大象》、《乌鸫馅饼》、《差使》――也都是典型的简约主义文本。纵观卡弗一生的短篇小说创作,虽然在篇幅的长短上有差别,但从未真正脱离简约主义的轨道,他始终都是一位简约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