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已经成为我国人口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人口年龄结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口老龄化,并伴随着少年儿童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而人口日趋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趋势,并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基于此,本文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落脚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如何通过影响消费-储蓄、人力资本等对经济产生影响,同时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到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在空间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区域内部及外部的影响,最后结合研究分析给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分析并研究发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也呈现纵向深化的特征,但现有的研究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故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同时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由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会影响人们在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方面的改变,本文遵循“研究基础-理论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的思路,运用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和索洛经济增长等经济学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从消费-储蓄、人力资本和空间溢出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储蓄的影响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核心代理变量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符合文中扩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推导结果。老年抚养比变动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预期相符合。老年抚养比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0.359,即老年抚养比变动1%,会引起居民消费水平提高0.359%。少儿抚养比变动对居民消费率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应系数为0.364,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老年抚养变动对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少儿抚养比变动对居民储蓄率呈正向影响。分区域研究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负向,中部和西部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均为显著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在未考虑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会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人力资本通过老年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表明,老年抚养比变动对健康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老年抚养比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老年抚养比变动通过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加强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果。教育人力资本通过老年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同样具有负向的中介效应,老年抚养比对教育人力资本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与此同时,通过抑制教育人力资本的提升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少儿抚养比的变动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为负向显著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变动影响经济增长存在健康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负向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表明了少儿抚养比的变动能够降低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健康人力资本变动间接抑制经济增长。空间效应方面,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在整体和内部之间的差异,而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总体的角度分析:空间杜宾模型中,老年抚养比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向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向显著影响。从空间加权系数的结果来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老年抚养比变动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少儿抚养比变动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分区域的角度得出: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对东部地区而言,老年抚养比对本地区和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少儿抚养比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少儿抚养比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老年抚养比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对邻近区域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少儿抚养比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