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士论文“《大唐西域记》藏译文研究”,是在逐字逐句对照了藏汉文《大唐西域记》几个版本的全文基础上,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汉文版以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上下册)为主,藏文版以清代贡布加翻译的、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保存的手写影印本复印件,以及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为蓝本,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对照比较研究,指出了译文中的创新部分和未译部分,修改了译文中的错字和个别语法错误。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虽然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但从译经者的姓名和梵文译音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传入的路线。佛教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亚细亚和新疆一带传入的。隋唐之际,国家趋于统一,南北两大派也开始互相交流。佛教的大小乘、大乘的空宗、有宗都已经传到了中国。这时在中原的高僧们为了准确地理解经卷的意义,都感到应该去发源地——印度去考察、学习,于是有许多僧人踏上了西行的道路。玄奘在国内听来自印度的法师讲座时,提到了《瑜伽师地论》,他很想得到这部经书,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28岁时,决心西行求法。整整18年的时间,他的足迹遍布中亚大陆和印度。他到过的国家计有56个,而行程有五万多里。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法师携带大批佛经,经陆路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由玄奘法师口述,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仅用了一年时间,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七月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分十二卷,卷一34国,记载了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广大地区的情况；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卷十一分别叙述了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八、九两整卷的篇辐,共82国；卷十二记载了玄奘返回途中经过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共22国。全书共记述了138国的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大唐西域记》的主要贡献和价值在于它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到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藏文本的《大唐西域记》是由清代西番学总理贡布加翻译的,大致完成于清代乾隆年间。据王尧先生在《(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及译者工布查布》一文中指出：“工布查布(mgon-po-skyabs,即贡布加)有‘公’一级的爵位,蒙古乌朱穆沁部人。幼时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为仪宾(即外事官员),因而与西藏喇嘛、信徒接触,精通西藏语文。雍正帝将他留在帝都,担任西番学总理。这是专门应对藏事的研究、教学和服务于帝王的机构。他直接与宫廷接触,经常担任翻译的任务,颇有名气。到乾隆年间,陆续译出并刊布其所译经典。”又据陈庆英先生研究,乌珠穆沁部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清代分左右二旗,都出自成吉思汗的后裔多尔济。贡布扎布(即贡布加)是一个懂得四种语文的受过近事戒的官员,他的老师是在全蒙古都十分著名的班智达席力图国师。他有大量著作问世,如《汉区佛教源流记》、《蒙藏合壁大词典》等。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位懂得蒙文、汉文、藏文、满文的大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在藏译文中贡布加除忠实地翻译了《大唐西域记》138国的情况外,还对许多地名、寺名、塔名和山水名,进行了注释性的增译。这些注释性的增译,经过文献查找与核对,大部分都能找到相应的梵音和巴利语音,但还有一些名称,限于手头的文献资料尚待考证。贡布加将《大唐西域记》的十二卷,压缩减译成了十卷,划分章节与《大唐西域记》汉文原版不同。尽管如此,他删减的多是神话和传说,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国家,一个也没有少。这也正是他在“总说”中所提到的：印度是我佛教的发源地,本人将尽可能地翻译与佛教有关系的内容。因此,他重点翻译了各地的寺院情况,如：寺院数量、僧人数量、学习的宗派、守戒程度等,而与此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有些进行了详细翻译,有些就只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本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博士论文的形式首次对《大唐西域记》的汉文版本和藏文版本进行了全面的对照研究,采用文献对比和词汇对照的研究方法,对两个语种的版本进行了仔细的对照,发现翻译、版本、增减等诸多问题,重点研究和总结了藏译文的特点。通过对比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藏汉文化交流、借鉴与吸收等方面,既有相互补充,也有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有留给我们今后进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