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迥异于晚期成熟著作的一部早期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手稿》)一经面世就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文本。基于这一文本,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多次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而展开的争论并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如今我们知道,从最初的唯心主义到最终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思想在其青年时期发生了两次重要的“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伴随着理论本身转变历程的是马克思政治立场的相应转换。过去我们往往认为,马克思在1843至1844年间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从而在哲学上“第一次转变”为“一般唯物主义”或“哲学唯物主义”。但以往这种在“唯物主义”之前加限定词的做法并不能准确地说明马克思究竟转向了一种怎样的唯物主义。坦白地讲,既有研究对《44手稿》“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延续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完成在于马克思对地租的最终解决。于是,“异化劳动”正是马克思对“主语”在现实市民社会中的存在状态的描述。市民社会是马克思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的切入点,它在客观上展现为工业对于地产的胜利,在主观上它造就了马克思关注的主体——人的内在本质,即劳动。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特定阶段的理论把捉,马克思只能否定“劳动价值论”。因而,马克思预设的本真状态也就只能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非所谓“自由自觉的劳动”,后一个表述在文本中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同时关涉到此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同时,也只有到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要点(4)中重新定义“感性”的时候,起源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谓颠倒”才真正完成。因为,青年马克思从来没有试图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来完成基始性的理论重塑,而是想要在黑格尔历史观的对立面来建立自己的历史观。至于这一新的历史观,它可以是异化史观,抑或人本史观,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唯心史观。而所谓“一般唯物主义”或者说“哲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过去我们一贯认为,伴随着在哲学上转入“一般唯物主义”,青年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也转入了“一般共产主义”。但坦率地讲,“一般共产主义”是一个比“一般唯物主义”更为暖昧,或者说更为含混不清的概念。因为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更多是在对共产主义进行批判,他本人对未来社会的真正构想是社会主义。而这里的“社会”就是“人类”。回到马克思当时所处时代,《44手稿》的写作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为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寻找理论的支持。但正是在这一证成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与他哲学转向所配套的政治立场转向,而是更清晰地展现为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或者说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种政治上的理论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遭遇到了自身逻辑的分裂。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直接地根植于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对于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与“共产主义怪兽(舒尔茨语)”之间映射关系的指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青年马克思无时不是在以这一科学逻辑来试图探索自身异化逻辑的可能高度。根据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应该是《44手稿》的“最后一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MEGA1等版本也确实是这样编排的。但回到马克思这一部分的写作原初状态,我们便会发现这实际上只是由梁赞诺夫开启的一个“过度诠释”。首先,在马克思最初的逻辑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一开始是作为对共产主义进行讨论的要点(6)开始写作的,而当时马克思的理论对象其实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其次,[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最终根本就没有完成。从“对象性”批判到“自然界”批判,马克思最终实际上只能以摘录的方式将这一批判事业不了了之：再次,[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从一开始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来批判鲍威尔到后来发现了黑格尔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在不断发生转变,以至于在最后写的《序言》中马克思自己也发现了阐述的阻碍和理解的困难。这些“症候”向我们揭示,《44手稿》中马克思只是提出了问题而远未解决。他本人文本的写作和逻辑不断地根据他对私有财产理解的深化而演进。于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推进,我们将不断地重新回到以上这些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44手稿》的理论定位也将越来越精细化和科学化,从而一个全新的“青年马克思”也将被重新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