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入史一直是学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而作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武侠小说虽然在不同年龄阶层的读者群体中获得了可观的阅读量,但其在文学史的书面资源分配上却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纵观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其一直以特定时代的文学价值观念为推动力量不断地进行改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国家话语与精英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对于文学介入社会启蒙功用的强调,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统一要求,一直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史不曾为武侠小说预留位置。主流文化也一直将武侠小说视作逆流,并结合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为其扣上低俗粗鄙、蛊惑人心的帽子,彻底清除出大众视野。随着80年代大陆对武侠小说的解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武侠小说在“使文学史双翼同展”的期望下重新回到文学的舞台,而金庸这个被誉为侠坛巨掣的武林盟主也在各方努力的推动下一步步走进了文学殿堂,为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学身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结构上看,武侠小说在各种文学史中通常出现在两个章节,一是“港台文学”,二是“通俗文学”。前者大多情况下是将武侠小说如同附录一般拼接在文学史的最后;后者则多数时候将其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型的通俗文学放在一章进行归纳总结。从内容上看,将武侠小说归属于“通俗文学”章节的文学史通常选取“民国”和“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进行简单概述。而另一部分文学史则是在“香港文学”或“台湾文学”的章节中选取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作家进行概括分析,其中对金庸小说的叙述占较大的比例。概述的大致内容通常包括:传统文化的展现、现代意识的进步、人物群像的丰富以及模式化的倾向几个方面。而作为武侠小说集大成者的金庸一直以来被学者们欣赏推崇的理由,亦离不开:创造“雅俗共赏”的神话效应、作品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等等。这些解读当然是金庸作品中优秀突出的艺术特色,但这些解读中,仿佛总是少了某些真正关键的东西。所谓“雅俗共赏”的神话效应,究竟是对金庸的认可,还是在长时间的论争后,雅文学对俗文学抛出的一截橄榄枝。而与其说“民族精神、现代特征、文化内涵”等宏大的叙事模式是金庸小说“雅”的高度,不如说是雅文学对其进行改造收编的一种方式。其次,“现代性”这一个本身就具有复杂意义的西方舶来品是否能用来解读武侠小说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学类型,又是否让我们的文学评论陷入了一个失语的漩涡。再者,由于文学史对金庸的肯定,其权威性一方面对金庸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有力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其他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被彻底的边缘化,使内部本来百花齐放的武侠小说呈现出了单一的局面。而当文学史结合教育体制成为学科后,其对作家作品进行经典确立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在不断的重复书写中逐渐丧失活力。总的来说,武侠小说在特殊时代的文化境遇下,凭借本身旺盛的生命力在大众中掀起一波接着一波的阅读热潮,不断冲击着本未对其留有位置的文学史。随着读者的作用日益被重视强调,文学史学家们迅速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来接受这种曾经处于边缘的文学类型。但由于尚未建立针对通俗文学的文艺批评理论,仓促上阵的文学史学家们并没能准确把握武侠小说内在的发展逻辑,使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隐藏在其身后巨大阅读现象的文化意义始终不能被真正解说。文学史想要双翼同展,就必须建立针对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这不仅需要在雅与俗的合流中看到通俗文学的“雅”,还要客观地看待其“俗”。具体来讲:首先,准确地定位金庸小说就是通俗文学,比起文学史为了传世意义而筛选提炼出来的宏大叙述模式下振奋人心的道德寓意或是现代意识,其审美特征始终更多地指向娱乐消遣性。其次,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类特征和独立完整的内在系统逻辑,是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将金庸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异峰突起,或是让其在武侠小说中一枝独秀,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反而令文学史无法把握武侠小说整体的真实面貌。再者,作为侠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武侠小说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通过大众媒介形成了一种带有中国印记的文化现象,这是其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价值,比之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性特征更具有保存与传世的意义。最后,肯定其积极的一面,也要客观指出缺陷的地方,才能使文学史在指导阅读时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武侠小说入史的问题反映了文学史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武侠小说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面对“武侠已死”的担忧,我们相信那些尚且蛰伏的力量有一天会拔剑而起,证明江湖仍在,武侠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