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史上一次典型的“小诱因、大影响”的经济事件。危机的导火索是家庭部门次级贷款违约,经过金融体系的传导和放大,最终成为重创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大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脆弱性,传统的货币政策与监管理念无法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世界各国开始出台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是维护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就业增长。随着金融深化发展和混业经营,金融变量与经济变量严重交织,单独的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已经不能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双稳定运行。据此,我国出台了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的“双支柱”政策,以期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现有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稳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部门本身,可以归结为“外生冲击——金融部门——实体经济——政策调控”。但显然外生冲击很难直接作用于金融部门,通常是外生冲击先破坏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再大规模、系统性的传递到金融机构。因此,只盯住金融部门本身是无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的。本文的出发点就在于完善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研究的逻辑链条,将其扩展为“外生冲击——系统性因素（与债务相关）——实体部门（家庭、企业）债务风险——金融部门——实体经济——政策调控”。因此,识别出影响家庭和企业债务的系统性因素,用现有数据夯实系统性因素对家庭和企业债务风险影响的微观渠道和作用机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本文第3章和第5章的主要工作。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4章和第6章通过构建含有异质性家庭和异质性企业的DSGE模型,在家庭和企业债务风险的背景下,探索了货币加宏观审慎的“双支柱”政策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策传导路径和福利损失。下面是本文具体的核心章节结构、内容和主要结论。第3章在信贷约束视角下对我国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我国家庭债务主要集中在住房贷款上,房价上涨从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两方面影响家庭债务风险。为研究上述两种渠道,本章综合房地产自身的消费品、资本品和抵押品三重属性,将消费品和资本品属性对应于信贷需求渠道,抵押品属性对应于信贷约束渠道,以此为核心连接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促进家庭债务风险提升,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年龄越小、收入越低、负债比重相对更高的家庭受到的信贷约束越强,信贷约束越强越容易放大房价上涨对家庭债务风险的促进作用。第4章在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并引入信贷约束非线性调节机制,将抵押约束限制条件内生化。通过脉冲响应刻画房价、信贷约束和家庭借贷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进一步以社会福利损失为目标函数探讨了“双支柱”政策稳定信贷市场的传导路径和调控效果。研究发现:首先,加入非线性抵押约束机制确实显著的改变了借款型家庭的借贷行为。其次,盯住信贷量的扩展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稳定家庭债务上效果更好,随着扩展型货币政策盯住的信贷量反应系数的增加,产出和通胀与借款型家庭信贷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盯住信贷量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在不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前提下降低信贷市场波动,平滑信贷供求关系。因此,在制定“双支柱”政策应对家庭债务风险时,应该弱化货币政策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使政策直接作用于信贷约束上,进行债务数量的逆周期调控,确保债务数量平稳。第5章是基于抵押约束渠道对我国企业债务风险进行研究。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问题,目前对企业债务风险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是集中在企业个体层面,针对企业管理、技术创新不足、企业的社会资源禀赋等微观因素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金融和经济周期波动等宏观因素进行讨论。但单家企业的债务违约问题并不会对经济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能影响经济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国内对企业债务风险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主要通过宏观DSGE模型,在“房价波动——抵押约束和金融摩擦——企业融资与债务风险”的逻辑链条下探讨,但从微观实证的角度支持这一逻辑的微观基础较少。因此,本文从信贷配给和抵押约束双渠道入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微观传导机制,重点厘清了房价影响企业债务风险的传导渠道和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效应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同时,这种影响不会明显作用于国有企业,但会显著提高私营企业债务风险。且房价上涨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提高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中间渠道提高企业债务风险。第6章基于第5章的实证结果,以房价为系统性因素,从抵押约束渠道的角度,构建企业信贷异质性的DSGE模型。先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外生冲击通过房价因素,影响企业债务风险的冲击传导路径,而后以福利损失为标准探讨了最优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号源与政策规则,最后分析了使用“双支柱”政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首先,在技术进步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下,房价上涨都导致了私营企业贷款量呈现跳跃式变化,但国有企业对房价波动的响应比较平缓。其次,相比加入房价、房价增速和信贷增速的扩展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盯住信贷总量更有利于达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并稳定信贷供给,降低企业债务风险。第三,扩展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联合使用的“双支柱”政策能够达到最佳的政策调控效果,不仅能够起到降低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还有助于抑制房价波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私营企业的信贷扭曲问题。总的来说,本文采用了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通过实证分析在数据中发现规律,再利用理论模型进行政策探讨,从实体部门债务风险角度完善了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研究的逻辑链条,为“双支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