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认为,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从此在我国彻底铲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然而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仍然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历史上,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仇视;在各民族内部,伊斯兰教、喇嘛教的影响至深,导致新疆民族关系复杂,加上新疆土改时刚刚解放,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较少,土地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土地改革怎样深入民族杂居地区,怎样顺利开展而不至于引起社会混乱、民族仇杀,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面对不同民族的农民和完全只有民族意识而无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少数民族群众,土地改革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平衡各方的利益、照顾各民族的民族感情、将阶级意识渗透进民族意识中去,将决定着土地改革是否能够顺利开展,社会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党能否彻底得到各族农民的心。探究土地改革既作为一项必须推进的任务,又作为民族团结的桥梁是如何使党获得民心的,为今后党对民族杂居地区的政策推进提供制度改进和理论支持。本文具体的研究思路是从三区革命造成的民族大仇杀看土地改革是如何打破民族关系的僵局,促使各民族走向团结。笔者认为,共同的工作促进了相互的了解,共同的斗争唤起了相互的同情心,共同的任务激发了相互的认同感。因此,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民族之间的大团结,跟历史上民族杂居的状态是分不开的,跟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更是阶级意识渗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