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使用不同的语言和穿着不同的服装，爱上了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并且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方式，由于这些种种差异，张爱玲和毛姆即使在现实中相遇，他们也许会视而不见，然而有一个理由，会让他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死亡和偏见，在对方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的胸口听到和自己相同的心跳，这就是文学的威力，也正是这种威力让张爱玲和毛姆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相遇，相遇在虚无和世俗之中。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张爱玲与毛姆作品中的虚无性，张爱玲和毛姆在身世、经历和文化积累的相似性形成了他们共有的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都以“人世挑剔者”的眼光，一起叹息着着“虚无是生命的自然状态”。张爱玲认为“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毛姆说:人生就像一条波斯地毯，不过是一种格局而已。人生幸福也罢，痛苦也罢;事业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本身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发生什么都只不过使人生图案更为复杂罢了。毛姆作品中的虚无主义所承载的是对西方近代文明及其价值标准的怀疑，毛姆不相信人与人之间以世俗名义命名的各种关系，他的目光超越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认为真正大智慧者必然超脱在这些纠葛之上。张爱玲的作品里的虚无感则是对整个文明的质疑颠覆消解，以虚无为底色，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理想色彩和浪漫气质，她力图还原的，是乱世背景下人固有的本性。理想主义文学的传统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童话在张爱玲笔下彻底消解了。张爱玲对爱情、母爱、父爱、家庭、以及超人、自由恋爱、新女性等等文化现象和概念都给予了质疑和嘲讽。她用她细腻的笔触极近于残酷地消解了关于人的诸种神话，从而还原人性最真实的存在。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挖掘张爱玲与毛姆对世俗人生的探寻。张爱玲和毛姆是那种兼容并蓄的作家，但在对各种流派的取舍上，二人却很相似。张爱玲的作品远离宏大的叙事，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她的评价是“美的没有底子”。在《多少恨》的楔子中表白:“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实在觉得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恋恋于这故事。”她的文学是为了生存，她在《童言无忌》里说: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现在的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毛姆的小说也显得社会政治意义不强，态度冷漠。但对现代派，他又说只有当艺术家的题材空洞无聊、缺乏意趣时才会痴求写作技巧的新奇。他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的根子可以追溯到无数时代之前，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洞穴里，围着篝火讲故事的说书人。”在毛姆看来，读书是一种享受，小说的目的在于娱乐。他认为:作家如果只受到一个小圈圈的欣赏，而不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那么他是决不会得到后者的承认的，因而后世也决不会知道他的。同时，二人都继承了小说与世俗沟通这样一个传统，保持了小说在出现之初的娱乐功能，在世俗的境遇里探寻人类存在的可能性限度，为其作品注入现代性的内涵。　　在揭去了人类文明的外衣覆盖下的种种浮华之后，二人都执著于在世俗的境遇里探寻人类存在的可能性限度，对情欲力量和心理变态的渲染，对人的非理性、人的潜意识的认同和强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开掘人性的深度和力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张爱玲的世界没有对“过去”的眷恋，也没有对“将来”的期待，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一“当下”意味着生存。所以，当张爱玲把人生的戏剧成分（喧闹的、繁华的、浮面的、情节的）删去，人生的本质就裸露出来了一人的存在在本体论上是悲剧性的、荒诞的。在展示梦魇般的人性黑洞时，张爱玲总是不遗余力地充分揭示心灵与肉体、感情与欲望、理性与本能的巨大冲突。毛姆在他的小说里集中探讨了人的非理性和人的情欲对人的影响，认为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当情欲控制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情欲是毁灭性的。在此基础上，二人都表达了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的的宽容和豁达，尽管他们注定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挣扎是徒劳和不幸的。因此，他们又都极其悲悯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以自居俗人的态度去关怀他们，体察他们行为的逻辑性，建构着悲天悯人的世俗情怀，从而深深地懂得他们，获得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的胸怀。因为无论是毛姆还是张爱玲，他们都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和毛姆内心的忠诚使他们的写作没有了边界，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相遇在虚无与世俗中，因为优秀作家的内心没有边界，没有生死之隔，也没有美丑善恶之分，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处。文学也就是这样获得了继承，它已经成为文学写作中的继续，从而使人类在异文化中暗合着往日的匠心，也从而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得到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