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所突显出来的文学艺术合法性命题出发，认为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真理性一直被指认为文学艺术成为可能的精神本质。然而，无论是从这一命题的普适性（是否适合中国古典诗学）上，还是从真理这一概念使用的含混性上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其为正当。实际上，真理自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艺术合法性依赖于真理的辩护。因此，作者建议对文学艺术的合法性引入权力的研究。这就是说，本文认为，权力是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权力一方面是文学得以兴盛的原因，因为文学构成了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因为伴随着它在表征领域里位置的急剧下降，文学被挤压到权力的边缘。　　对此课题的具体论证构成了本论文的三个部分。在上篇中，作者尝试性提出了文学权力的概念，并结合资本的概念，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它的构成条件及其作用方式。作者认为，从文学话语内部即文学的叙事特征来看，作为所指的叙事，文学话语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感知、体验和观念，确定着所叙之事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能指的叙事，文学话语在追求表征自由和艺术真实的过程中，又可能从预定的意识形态预设之中突围而出，并导致它所由出发的符号权力遭到颠覆。因此，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不够完善的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从文学话语外部来看，文学的话语权力属性可以通过文学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具有文化资本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作者从分析文学的符号资本的条件即文化稀缺性（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三方面）以及考察文学的符号资本的实现方式即控制表征领域这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基于上述观点，作者认为，文学权力在当代语境中的衰落与大众媒介的兴起密切相关。　　在中篇部分，作者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作为符号资本在表征领域里所占据的比重，而文学观念是文学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由此出发，作者结合传播媒介的历史，考察了文学权力的历史性演变。在口传时代，借助于智慧的观念的传布，口传诗人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控制人们的知觉和感觉。因此，在早期社会，文学权力是一种其合法性来源于神祗的卡里斯玛权力，并具有实践意义。在文字印刷时代，文学借助于书籍的稀缺性获得了表征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对于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即诗言志和摹仿说的考察，作者揭示了文字书籍时代的文学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并由此指出，在前大众媒介时代，文学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传统的权威，其实质是一种话语霸权形式的符号权力。在大众媒介时代，文学由于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挑战，被迫改变了叙事策略。出现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二元区分，与此同时，文学观念也出现了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谋求艺术自主性的转变，并导致了文学场的形成。与文字印刷时代文学权力主要诉诸文本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符号体系不同，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即文学场的权力，亦即文学家立足于文学自律，并借助于以此获得的符号资本，以社会公义代言人的身份干预社会的权力。文学观念由统摄一切的神祗的智慧，降而为与统治阶层同谋的“文以载道”，再降而为回归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自身。文学表征能力的降低以及指涉范围的缩小，意味着文学权力的逐渐衰竭，以及文学合法性的逐渐流失。但是对此深入的分析，不仅仅必须在表征领域里进行，而且，还必须讨论权力如何以各种形态作用于文学之上，从而在操作层面决定了文学的终结。　　由于在诸权力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权力，因此，本文下篇集中讨论了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如何侵入到文学的领域，并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即在文化等级系统里哲学、历史等叙事话语与文学叙事话语的对立;在文学内部，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的对立;以及在异端文学内部，遵守或违反官方话语的两种文学的对立，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话语条件，因此，政治权力并没有使文学完全丧失合法性，但经济权力则彻底摧毁了文学的合法性。经济权力不仅仅通过构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区隔，以经济资本的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场的文学生产，而且，还通过它的代理人即大众媒介侵入到文学场的内部，通过将受制于市场强制和媒介需求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谮称自己才是文学场的合法标准。而先锋派不断的符号斗争以其固有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迎合了大众媒介的叙事模式，而种种骇人听闻的艺术革命则呼应了大众媒介的时尚逻辑。永无休止的文学创新以及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文学体制对于先锋文学毫无节制的经典化，耗尽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全部资源，终于使文学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逃亡，而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了文学病人膏肓的全部症状。　　最后，在结束语部分，作者讨论了本文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局限，并在坦诚自己的怀旧情绪的同时，反驳了历史循环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认为文学还将有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