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作为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阐释《诗经》的著作可以堆砌成山，一部仅有39224字的《诗经》蕴藏的能量可想而知。可是《诗经》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远不止此，历代文人除了对《诗经》进行阐释之外，他们也不同程度接受了《诗经》艺术特色等多方面的熏染，并且将这些文学精髓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些看似不明显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亚于《诗经》的经学阐释，对于文学发展和《诗经》的传承而言，《诗经》接受发挥着更大更显著的作用。一部作品的产生必然面临着读者，读者的接受过程也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诗经》从普通的诗歌总集走向儒家经典的殿堂，依仗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倡导，更多的是《诗经》本身蕴藏的艺术魅力。后世文人不断地从《诗经》中汲取养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本文则选取《诗经》接受这样一个课题，从接受学入手，以元稹、白居易为主体，来研究元白对《诗经》的接受问题。到目前为止，古典文学接受研究尚缺乏系统的体系和方法，而接受美学理论基础较为扎实但却是舶来品，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研究不能全面覆盖，所以论文在论述过程中，偶尔也会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这样在讨论接受问题时观点更加直观明确，同时又立足于中国传统鉴赏接受的基础之上，尽量融合中西方文论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启发，开拓创新，深化元白对《诗经》接受的研究。本论文主体涉及五个方面，首先绪论部分对《诗经》的纵向接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阐明了各个朝代《诗经》接受的侧重方向，并简单点明这些侧重点在《诗经》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对元稹和白居易的审美经验以及对《诗经》接受的社会背景进行综合论述，以此来明确元稹和白居易接受《诗经》在主客观都具备较为理想的条件，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去夸大元白与《诗经》的联系。在绪论末尾简单介绍了元白对《诗经》接受的各个层面，以及在《诗经》接受基础上的创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述了元白对《诗经》的接受。主观接受和客观接受的依据主要是基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面，所谓主观层面的接受就是指元白二人从主观认识上有意而为之，文学思想的契合度、刻意模仿《诗经》等痕迹较为清楚，主要体现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和“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学主张上，元白大量使用源自《诗经》的典故，《新乐府》对《诗经》美刺的模拟，以及小序的借鉴，还有《诗经》艺术特色的有意识因袭，主要在写实之风、讽谕精神和标举比兴这三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元稹白居易对《诗经》客观层面的接受主要是指二人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接受效果，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诗经》的若干优点，主要体现在对《诗经》视域的接受、对诗言志传统的接受、对《诗经》情感的接受、叙述视角接受、通俗畅晓的文风接受、叠词和重章叠沓的使用以及元白诗歌的赋化现象等方面，这些接受虽然细微，但是综合起来却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元白对《诗经》无意识的接受的成果，而且这种接受是植根于元白意识之中的，是内化于心的一种创作本能，所以才会下意识地体现出来。与主观接受相比，这些方面的接受更加牢固，而元稹白居易对《诗经》主观层面的接受则需要不断地巩固。论文第四部分对元白《诗经》接受进行了横向比较，主要是接受了姚斯横向接受的启发，元白作为同时代的文人，对《诗经》接受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们关注现实的创作倾向是接受《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共同特质，但是在细微之处同样存在着差别；他们的乐府诗虽然立意相似，但是在表现方式方面却有很大差异；我们常说“元轻白俗”，笔者认为“元直白俗”更为恰当，这种直和俗都是对《诗经》的继承，只是二人在接受《诗经》的过程中各有偏好罢了。元稹表达情感更加率直坦诚，而白居易则更加注重诗歌的现实效果，所以更加通俗流畅。第五部分主要介绍元白在《诗经》接受基础上的创新，元稹的《莺莺传》、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及元白的叙事诗除了继承《诗经》之外，还在此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魅力。论文通篇意在将元白对《诗经》的接受一一体现，从元白作品中找出对应的文本进行论证。接受学引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刻的意义，它能够很好地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对追本溯源和考辨源流都有很大帮助。本文通过元白对《诗经》接受的研究一方面对元白诗文的源头做出了解释，另一方面对《诗经》后世接受的某个结点进行了论证，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