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方法律理论对法律标准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法学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法律标准的内涵。有的认为法律标准是一种行为尺度,有的认为法律标准是一种模糊的法律规范,有的认为法律标准的适用需要权衡各种事实要素,还有的认为法律标准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在这些理论中,法律标准被理解为法律规范的一种类型,一种与法律规则相对的行为规范方式。这种作为法律规范类型的标准概念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的标准概念。法律标准产生于制定规则的困难之处。规则为特定行为或事实规定了一个特定的法律后果,从规则的概念出发,法律标准可以被定义为没有规定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特定行为或事实,标准仅仅指出了某一行为领域的实质目标。原则、标准和规则虽然各具有核心的含义,但是三者在现实的法律体系中最好被理解成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连续体。与法律规则的比较能够更好地体现法律标准的特征。从两者的定义出发,规则具有明确性,标准具有模糊性。在指引行为方面,规则抑制了行为人的实践慎思,标准指引下的行为人需要谨慎思考。在司法或执法适用中,规则最大程度地排除了法官或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标准赋予法官或执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规则具有确定性,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规则的价值取向是形式正义,标准的价值取向是实质正义。法律标准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在法治事业中的重要性。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标准在其中的地位。很多法学家主张形式法治观,强调形式规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在形式法治观之下,哈耶克和昂格尔认为法律标准可能导致法治的衰落。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拥有的更是一种温和的法治观,强调法律规范中规则与标准的并存。在温和的法治观之下,标准是法治事业的“必需品”。但是,在温和的法治观之下,如果法律标准运用不当,确实有可能导致法治的衰落。立法与司法、执法应当认真对待法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