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继国内生产总值之后,世界各国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又一项重要指标。就幸福感的研究内容而言,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指个体主观上对自己现实的生活状况与理想目标的比较和感受,它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构成。心理幸福感指个体在对自我生存质量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前者关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情感体验,后者强调个人潜能的实现。就幸福感的研究对象而言,包括个体幸福感和群体幸福感。民族幸福感属于群体幸福感的范畴。在广义上,民族幸福感等同于国民幸福感,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以全体民众的整体水平作为幸福的主观评价。在狭义上,它是某一民族作为国家内部亚文化群体,基于民族自身的生活状况,对其生活质量的一种心理体验和主观评价。本文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以我国民族幸福感的心理结构和影响因素为两个主要的问题导向,选取大夏河流域汉族、回族和藏族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模式,采用自编的访谈问卷和修订的测验量表,依靠田野调查获取的翔实资料,从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就共同特征而言,民族幸福感的整体评价良好。其中,三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均高于其他维度;积极情感体验多于消极情感;在心理幸福感各个维度上也均处于良好水平。人口学变量,即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虽然在民族幸福感的个别维度上产生了预测力,但整体预测水平均不明显;就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而言,经济因素共同出现在三个民族的生活满意度结构中,对其幸福感的生成具有先导意义。此外,教育因素在三个民族中的满意度评价均处于最低水平。就差异特征而言,民族幸福感的心理结构有所不同。其中,藏族幸福感由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构成,而主观幸福感又分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汉族和回族幸福感则由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和心理幸福感三个成分并列构成。另外,幸福感各成分不仅在构成因素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结构框架上也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其中,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经济收入对汉族幸福感的影响力要比对回族和藏族幸福感的影响力更大。政策执行和民族文化对回族和藏族幸福感的影响力更大;在情感体验方面,藏族是情感体验最极端的民族,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频率都最高;在心理幸福感方面,健康心态对汉族幸福感的影响力要比对回族和藏族幸福感的影响力更大。身体健康、社会信心和目标发展对回族和藏族幸福感的影响力更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民族幸福感的生成路径作了思考,认为其主要包括经济先导、精神信仰和文化自觉等方面。其中,经济先导的作用发挥应主要通过激励式扶贫、转变经济方式和民族文化产业化等途径;精神信仰建设主要体现在汉族信仰体系的建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习得与社会变迁适应等领域;文化自觉方面,必须既要发扬传承多元的民族文化,又要认同国家一体,更要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文化交流带来的挑战,找到文化适应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