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的高度集中是我国上市公司最为典型的特征,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控制地位以及大股东与其他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大股东为了追求其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对上市公司的资金进行占用,侵害了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对上市公司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其实公司的所有权是一种在状态依存下的所有权,并不是必然归属于股东。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方还有供应商/客户等,事实上,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大大降低企业的履约能力,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会遭受损失,也会给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客户等的权益带来严重的影响。可是在一个双边交易关系中中,交易双方要想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并且从中获益,企业就不得不努力维持良好与供应商及客户的关系,并且减少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这些都迫使上市公司不得不努力提高其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业绩与增强竞争力来保证自己的可置信,这便使得公司的所有者会受到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基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未必适用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作为一种规则契约,内部控制也是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起到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减少代理冲突的作用。同时作为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内生性变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的增强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稳定性预期,继续维持缔约关系,有助于降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在交易合约中更方便取得较低交易成本的商业信用模式,从而影响关系投资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视角,以2007-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以企业与其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关系交易比例作为替代变量,探讨关系投资、内部控制及其交互作用对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投资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加入内部控制治理因素后,这种抑制作用会因关系投资角色不同发生变化,即供应商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存在替代效应,而客户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存在互补效应,并且这种替代或互补效应会随着上市公司产权属性、产权层级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产生差异。本文不仅提供了关系投资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方面的经验证据,还进一步发现了内部控制这种规则契约的“相机治理”效应,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关系信任”的国家,如何建立与完善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